要弄清苏联决定从伊朗撤军的真正原因，有必要进行具体考证和分析。
    杜鲁门向斯大林发出最后通牒的说法没有得到外交档案和有关美国官员的证实。《美国外交文件集》1946年第7卷里有这样一条编者注：“在国务院及国防部的档案中，没有发现向苏联递交最后通牒的文件；几位1946年在任的国务院高级官员也不能证实递交了最后通牒”。（注：《美国外交文件集》1946年第7卷，第348-349页。）杜鲁门晚年记忆力明显衰退使人们有理由怀疑他的回忆的可靠性。由于上述原因，不少国际关系学者认为杜鲁门的“最后通牒”纯属子虚。（注：萨米耶：《杜鲁门和斯大林在伊朗问题上的对抗》，《中东研究》第23期（1987年1月），第96、106页。）
    美国学者萨米耶根据杜鲁门的约会日志和美国驻苏大使史密斯将军的回忆录认为，杜鲁门确实向斯大林发出过威胁性的“口信”。（注：萨米耶：《杜鲁门和斯大林在伊朗问题上的对抗》，《中东研究》第23期（1987年1月），第94-107页。）1946年3月23日，即苏联首次宣布从伊朗撤军的前一天，杜鲁门接见了即将赴任的史密斯。在这一天的约会日志上记载了这件事，并有以下一段话：“我要他（史密斯）告诉斯大林，我一直把他看作说话算数的人。3月2日后仍驻军伊朗动摇了这个信念。”这一天的日志同时记载了杜鲁门要史密斯邀请斯大林访美作为一个和解姿态。（注：萨米耶：《杜鲁门和斯大林在伊朗问题上的对抗》，《中东研究》第23期（1987年1月），第101-102页。）根据史密斯的回忆录《我在莫斯科的三年》，史密斯到达莫斯科后就通知苏联当局，他带有杜鲁门的口信，因此获准于4月4日晚与斯大林会晤。关于口信的内容，史密斯写道：
    总统要我转达，他和国务卿贝尔纳斯一直相信，（斯大林）大元帅发表一项声明或作出一项承诺后，决不食言，美国人民希望事态发展将证实这个信念。但是，因为我们在本质上热爱和平并对世界安全深为关切，就推测我们不是分裂、软弱，就是不愿承担我们的责任，这是对美国民族特性的误解。如果美国人民确信，我们面临任何强大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的侵略浪潮或渐进的侵略，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作出反应。（注：萨米耶：《杜鲁门和斯大林在伊朗问题上的对抗》，《中东研究》第23期（1987年1月），第102-103页。）
    萨米耶认为，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杜鲁门刚刚在几个月前下令向广岛和长崎扔原子弹和美国舆论强烈支持杜鲁门对抗苏联，即美国当时既有威胁苏联的实力，又有使用这种实力的意志，杜鲁门的口信“如果美国人民确信我们面临……渐进的侵略，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作出反应”确实构成了非常强有力的威胁。他还断言，史密斯4月4日转达的这个信息使斯大林最终决定批准签订卡瓦姆-萨德契柯夫协定。（注：萨米耶：《杜鲁门和斯大林在伊朗问题上的对抗》，《中东研究》第23期（1987年1月），第104页。）
    萨米耶的研究揭示出杜鲁门再三提到的向斯大林发出的“最后通牒”并非完全空穴来风。杜鲁门确实通过史密斯向斯大林发出多少带有威胁性的信息。但问题在于这个信息是否在斯大林的决策中起了关键作用。
    让我们对苏联的实际政策进行考察和分析。在史密斯向斯大林转达杜鲁门的口信之前，美国就苏联逾期不从伊朗撤军两次照会苏联。3月6日递交的第一个照会表示美国“不能漠不关心”。3月9日的第二个照会要求核查苏联是否增兵伊朗北部，如是的话，希望作出解释。（注：《美国外交文件集》1946年第7卷，第340-342、346-348页。）这两个照会都未软化苏联的强硬立场。伊朗3月18日向联合国指控苏联违背1942年英苏伊三国同盟条约、德黑兰会议关于伊朗的宣言和联合国宪章，在3月2日后拒不撤军，继续干涉伊朗内政。此后，苏联的态度才发生明显的变化。3月19日，苏联驻美大使葛罗米柯致函联合国秘书长，要求将安理会会期“从3月25日展至4月10日”。（注：联合国：《联合国安理会正式记录》，纽约1946年版，第1辑，补编第2号，第20页。）这意味着苏联已打算在4月10日以前与伊朗达成协议，在一定的条件下撤军，以避免安理会讨论伊朗的诉案。3月20日，苏联新任驻伊大使萨德契柯夫匆忙走马上任，迫不及待地于当天向伊朗首相卡瓦姆提出以全部撤军换取开发伊朗北部石油的建议，而在不久前苏伊莫斯科谈判期间苏联只同意部分撤军。（注：法蒂米：《苏联在伊朗》，第103-104页。）3月22日，斯大林在回答美联社记者艾迪·基尔摩斯的提问时发出和解信号：“我认为联合国组织是极端重要的，因为它是维护和平与国际安全的一个重大工具……我深信没有一国或一国的军队希望有一次新的战争……”（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编辑：《斯大林论战后国际形势》，中国人民大学1952年版，第50-51页。）3月24日，萨德契柯夫向卡瓦姆递交了三个照会，正式提出苏联在5至6周内从伊朗撤军及苏联在伊朗北部石油和阿塞拜疆问题上的解决方案。3月25日，苏联正式宣布，“如果没有不可预见的事情发生，苏军可以在5至6周内全部撤出伊朗。”（注：《美国外交文件集》1946年第7卷，第378-379、402页。）同日斯大林在致合众国际社社长修·白里的电文中称：“关于苏联军队从伊朗撤退的问题，大家知道，已经在苏联和伊朗达成的谅解中明确地解决了。”（注：斯大林所称的苏伊“谅解”根本不存在，参见拙文：《1945-1947年伊朗危机》，《外交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第93页。斯大林的电文，见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编辑：《斯大林论战后国际形势》，第52-53页。）苏联的这一系列的举措明显是为了阻止安理会讨论伊朗问题。苏联宣布撤军虽然有“如果没有不可预见的事情发生”的附加条件，
    但实际上已难以收回公开承诺，撤军原则上已成定局，余下的问题只是讨价还价，迫使伊朗在石油和阿塞拜疆问题上作出尽可能大的让步。在苏伊德黑兰秘密谈判中，双方的分歧日益缩小，在史密斯向斯大林转达杜鲁门的口信之前，卡瓦姆与萨德契柯夫已经敲定了协议。这说明杜鲁门的口信并不是斯大林决策的决定性因素。
    虽然美国对苏联拒不依约如期从伊朗撤军态度强硬，频频施加各种压力，但是美国的政策一直是非常谨慎的，“最后通牒”之说未免夸大其词。美国在公开场合口口声声要苏联无条件从伊朗撤军，实际上对苏伊德黑兰秘密谈判的内幕了如指掌，在联合国并不鼓励伊朗持不妥协态度，以免不必要地增加联合国工作的难度，也不反对苏伊双边谈判。美国对卡瓦姆打算以北部石油换取苏联撤军的计划既不鼓励也不劝阻，并认为“拟议中的协议至少是美国政府和联合国的部分胜利”。（注：《美国外交文件集》1946年第7卷，第369-371页。）杜鲁门的口信“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作出反应”语义含混，也可以解释为温和的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