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的苏联有关档案显示，理解苏联决定的原因的关键是贝利亚计划、卡夫塔拉泽的建议和斯大林给皮沙瓦里的信。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贝利亚是苏联计划在伊朗北部攫取石油租让权的关键人物。他要求参照英伊石油公司与伊朗订立的租约，在1944年3月11日以前将与伊朗谈判建立苏伊联合石油公司的方案准备就绪。（注：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号094，目录号30，案宗号347a，案卷号48，第130、133、134页。转引自叶戈罗娃：《根据解密的档案看1945-1946年伊朗危机》，《近现代史》1994年第3期，第27页。）1944年8月16日，贝利亚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递交了关于战后苏联对伊政策的报告，建议“大力着手与伊朗就获取伊朗北部石油租让权进行谈判”。（注：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号06，目录号6，案宗号37，案卷号461，第16-18页。转引自叶戈罗娃：《根据解密的档案看1945-1946年伊朗危机》，《近现代史》1994年第3期，第27-28页。）贝利亚计划是英伊石油公司在伊朗南部石油租让权在伊朗北部的苏联版，是1944年伊朗石油问题演变为国际危机的主要因素。（注：关于1944年伊朗石油危机，参见莱特尔：《伊朗与美国同盟的起源：1941-1953年》（The Origins of the Iranian-American Alliance:1941-1953），纽约1987年版，第82-102页；法蒂米：《苏联在伊朗》，第43-74页。）在这次危机中，苏联向伊朗政府施加各种外交高压手段，试图获得伊朗北部石油租让权，最后以失败而告终。1945年5月25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卡夫塔拉泽在给他的顶头上司莫洛托夫的报告中说：“苏联从伊朗撤军无疑会导致该国反动派力量的增强和民主组织不可避免地被摧毁……因此，我认为正确的主张是拖延从伊朗撤军的时间，以尽量保障我们从伊朗撤军后的利益（这是获取石油租让权的主要方法，万不得已时建立我们控股的股份公司）。”（注：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号06，目录号7，案宗号33，案卷号466，第11页。转引自叶戈罗娃：《根据解密的档案看1945-1946年伊朗危机》，《近现代史》1994年第3期，第31页。）然而，强行实施贝利亚计划和卡夫塔拉泽建议不但导致与英美的矛盾激化，而且激起了伊朗民族主义者的极大愤慨和坚决反对。一贯自称被压迫民族的朋友和解放者的苏联被送上联合国的被告席，承受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斯大林意识到，苏军继续留在伊朗“动摇了”苏联“在欧洲和亚洲的解放政策的基础”。斯大林的信旨在向皮沙瓦里解释苏联撤军的原因，没有使用公开讲话中常见的外交辞令，但带有*
    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为自己的决定辩解的成分。苏联在1946年伊朗危机期间千方百计阻止联合国讨论伊朗问题，说明斯大林对国际舆论非常敏感。但是斯大林在信中回避了苏联以撤军换取了变相的石油租让权这个事实。在斯大林的信的字里行间，英国而不是美国被视为苏联在伊朗的主要对手，对于杜鲁门的说法，这是一个不利的证据。
    菲鲁兹的说法属于回忆录，不排除他向萨德契柯夫提出警告确有其事，因为有外交档案显示，卡瓦姆在与萨德契柯夫谈判时确实曾以辞职相威胁。（注：《美国外交文件集》1946年第7卷，第370页。）卡瓦姆政府诉诸国内外舆论、以武装人民和辞职相威胁，对苏联肯定有压力，但菲鲁兹的“最后通牒”是否如此立竿见影，令人怀疑。
    归根到底，苏联当时决定从伊朗撤军是一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最主要的是伊朗得道多助，巧妙而成功地利用国际压力，特别是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舆论的压力，迫使苏联软化其立场。美英的强硬态度、伊朗适时地在石油问题上作出让步也是促使苏联撤军的重要因素。对于苏联来说，继续拖延撤军的代价，如国际舆论的压力、对苏联更广泛的对外政策利益和反帝反殖形象的损害、与美英等西方大国矛盾的激化，超过由此带来的利益。因此，以撤军和在阿塞拜疆问题上的让步来维护苏联“在欧洲和亚洲的解放政策”、换取变相的石油租让权、摆脱在外交上的被动局面，就成为苏联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