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农：卢梭思想、雅各宾主义和波拿巴主义共同的阶级基础。
    评述几种理论是否同质，必须对这些理论的阶级基础进行比较，否则难于得出科学的结论。如波拿巴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同为专政思想，但由于二者的阶级基础不同，质也不同。而对于法国大革命前后复杂的阶级关系来说，其分析就尤为重要。
    法国的小农通常指的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者有，这块土地通常既不大于他以全家的力量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注：《马恩选集》，第4卷，第298页。）大革命前，法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84%，即总人口2700万中的2300万左右，其中小农又占农业人口的89%。（注：阿·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31页。）小农尽管贫穷，但他们此时确为法国阶级关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小农饱受来自封建制度的剥削，故而痛恨封建制度；同时，他们也受到资产阶级的威胁，害怕资本会剥夺自己仅有的财产。小农的要求建立在保卫自己的财产不被消灭的基础上。
    卢梭思想深深地扎根于小农的这一社会要求之中，他为占法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小农设计了一整套政治、经济方案。他认为：“奴役的关系，只是人们的互相信赖和使人们结合的种种互相需要形成的。因此，如果不先使一个人陷入不能摆脱另一个人而生活的状态，便不可能奴役这个人。”（注：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08页。）毫无疑问，卢梭要的是无赤贫无豪富的小私有制。必须注意的是，卢梭对正在勃兴的资本主义也持批评的态度，认为它在加强不平等，他说：“不应当想象私有制是在工业造成的那些关系的范围之外产生的。”（注：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21页。）
    雅各宾派的思想是卢梭思想的逻辑发展，这一点申先生已经论证得十分明确，本文在经济方面做些补充。雅各宾派的经济主张集中体现于罗伯斯比尔的两篇报告中，即1792年12月2日的《关于生活必需品》及1794年4月24日的《关于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报告。罗伯斯比尔与卢梭一样认定私有制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但也同样不主张消灭私有制，而主张有节制的私有制，即小私有制。他说：“财产平等是一种空想。”（注：罗伯斯比尔：《关于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进而认为私有制不是一种天然权利，而是受生存权制约的社会权利，“财产权决不可能和生存权利发生抵触。”（注：罗伯斯比尔：《关于生活必需品》，选自《革命法制与审判》，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卢梭与罗伯斯比尔的小私有制主张与当时小农的要求一致。小农害怕私有制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失去自己的地位与仅有的财产，但由于当时法国尚处在社会分化不明显阶段，任何小生产者均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大的财产所有者，尽管机会不多，小农也不愿放弃，所以只反对私有制的负面，而不主张完全平均。索布尔评论说：“农民的社会理想，同罗伯斯比尔派，雅各宾主义的激进派的社会理想一样，是一种自由的劳动、生产和交换的独立的小所有者的民主。”（注：阿·索布尔：《法国大革命的土地问题》，选自《法国大革命史论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卢梭与罗伯斯比尔派反映了这一要求，小农构成了二者思想的阶级基础。
    波拿巴主义在法国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小农构成了它产生乃至上台的丰腴的阶级土壤。金重远先生认为，大革命（作者按：主要指雅各宾专政）壮大了早已存在的小农阶层，并使之上升为阶级。（注：金重远：《法国大革命和土地问题的解决》，选自《史学集刊》，1988年第4期。）从革命前至1802年，以诺尔省为例，“僧侣已无尺寸之地，贵族的占地从原有的22%下降到12%，而获利的资产阶级占有的土地从16%增加到28%，农民的土地则从30%猛增到42%以上。”（注：《法国革命史年鉴》，1975年，第4-5页；186-187页。）诺尔省土地占有状况在法国革命时是较典型的。到1804年，第一帝国颁布法典，废除了长子继承制，“确立了每个继承者之间同等分配遗产的权利，正如象某些人所指出的那样，这部法典象压碎机一样把土地压得更加零碎了。”（注：陈崇武、金晓常：《关于法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主要特征》，选自《世界史论集》，上海市历史学会年会，1983年。）法典不仅保卫小农在革命中获得的土地，而且加速创造小农，小农的力量更加强大了。
    如此众多的小农，其政治表现又如何呢？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归根结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一切。”（注：《马恩选集》，第1卷，第693页。）他们由于自身的局限，崇尚高高在上的皇帝拿破仑，认为自己在革命中得到的土地正是皇帝的赏赐，而皇帝才是他们土地的真正保卫者，所以他们衷心拥护拿破仑，支持帝制。卢梭思想与波拿巴主义拥有共同的阶级基础，即小农，而雅各宾派的土地政策的实施又将二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法国特定的阶级与经济关系之下，波拿巴主义无疑成为卢梭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
    二、雅各宾土地政策：卢梭思想与波拿巴主义联系的纽带
    申先生认为，波拿巴主义在欧洲近代史上的出现是一种普遍现象。但与法国不同的是，英德两国没有民主思想的实践也产生了克伦威尔、俾斯麦的波拿巴式专制政权；而大洋彼岸的美国虽进行了两次民主革命，却只推动了民主的进程。申先生进而肯定地认为：民主思想及其实践与专制独裁政权的出现没有任何关系。但申先生忽视了一点，即波拿巴主义在法国的阶级基础是小农，而这种小农正是雅各宾派的土地政策壮大了的，“大革命不是破坏了小生产，而是确认了小生产的基础。”（注：阿·索布尔：《法国大革命的土地问题》，选自《法国大革命史论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所以我们很难否认实践中的卢梭思想与波拿巴主义的关系。
    卢梭思想及其实践的雅各宾主义由于自身的局限而导致悲剧性的结局。一方面是雅各宾专政的失败，这里不加论述；另一方面是社会由民主而走向了它的极端，即资产阶级军事独裁。事实上，雅各宾派的实践并不能阻止资本主义集中的进程，在其统治后期，极端的经济统制开始放松，雅各宾主义者也发展了这一矛盾，并力求找到解决方法，只是热月政变中止了这种追求。雅各宾主义的社会理想，与卢梭的社会理想一样，都是“道德理想国”，结果也必然要“覆灭”。（注：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该书论述的就是卢梭思想的实践。）这种理想只能作为大革命深入的动力，而无法成为解决法国革命任务的最终方式，他们的政治经济主张在实践中总会让位给资产阶级的原则，他们所加重的小生产与近代工业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只能选择独裁去解决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