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末，由丰臣秀吉的野心和私欲酿成的东亚战祸--文禄·庆长之役（中国史称“万历朝鲜役”或“万历日本役”），殃及朝、中、日三国。与此同时，经过战乱，众多的朝鲜人被俘去日、大量的朝鲜本图书遭劫掠，致使朝鲜的朱子学、医学、印刷术、制陶瓷术等在日本广泛深入地传播。回顾距今400年前的这段历史，颇有启示。
    16世纪时的日本，经历了百余年“群雄割据”的纷争，经由织田信长的纵横征战，初步得到统一。1582年，织田信长的部臣明智光秀迫其在本能寺焚火自杀，终使统一制霸事业功亏一篑。继承织田信长未竟事业的丰臣秀吉，于1583年构筑大坂城，此后相继征服四国、九州，平定奥羽，1591年完成全国统一大业。富有扩张意欲的丰臣秀吉完成全国统一大业以后，随即在1592（文禄元）年、1597（庆长二）年两次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史称“文禄·庆长之役”（注：在中国史书中称“万历朝鲜役”或“万历日本役”；在朝鲜史书中称“壬辰、丁酉倭乱”或“壬辰、丁酉之役”，也称“壬辰卫国战争。”）”这是以日本为一方。朝鲜、中国为另一方的长达7年之久的战争， 终以日本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
    对于牵动东亚三国的这场战争，历来为各国史学家所关注。有关这场战争爆发的原因、经过、结果等方面均有比较详实的研究成果；然而，关于这场战争对各国之影响的研究，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则要逊色得多，有的甚至无所研究，如这场战争对朝鲜文化在战后日本的传播问题。笔者有意就该问题略作陈述，意在从一个侧面加深对这场战争在东亚地区所发生深远影响的认识。
    野心和私欲酿成的东亚战祸
    丰臣秀吉对外扩张意图由来已久。早在他当织田信长部下、1577年受命平定中国地方（日本中西部）时就言：在平定九州各地后，“率军进入朝鲜，进而席卷明朝的四百余州，作为皇国的版图”（注：〔日〕参谋本部：《日本战史·朝鲜役》，村田书店，1927年，第10页。）。同年，他在给其爱妾浅野氏的信中曰：“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明）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注：〔日〕参谋本部：《日本战史·朝鲜役》，村田书店，1927年，第10页。）1586年，他在大坂接待耶稣会副管区长、葡人柯埃留时，吐露要征服朝鲜、中国的野心，扬言在国内平定以后，将关白职让与其甥秀长，他自己专事征服朝鲜和中国。因此，他要求柯埃留为其斡旋，望能得到“充分装备的大帆船两艘，并选配技术优良的船员”（注：儿玉幸多：《史料にょる日本の步み》（近世篇），吉川弘文馆，昭和52年，第49页。），以能“益治兵，征服66州，又以威胁琉球、吕宋、暹罗、佛郎机诸国，皆使奉贡。”（注：《明史·日本传》。）他在给朝鲜国王借道征明的信中说：“不屑国家之隔、山海之远，一超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者。”（注：《续善邻国宝记》，录自前引《史料にょる日本の步み》，第59页。）
    经过一番准备以后，1592年丰臣秀吉集近16万兵力，从4月13 日起，相继在釜山登陆，先后占领了汉城、开城、平壤，在不到三个月内，几乎占领了朝鲜全土，“毁坟墓，劫王子、陪臣，剽府库，荡然一空，八道几尽没，旦暮且渡鸭绿”（注：《明史纪事本末》卷62〈援朝鲜〉。）。朝鲜军民进行了顽强抵抗。全罗道左水军节度使李舜臣将军，自汉城沦陷以后，迅即着手组织力量，并创制了能防善攻的装甲战舰--龟船，四次赴敌、十度接战。在这前后，庆尚、全罗、忠清、京畿、平安、咸镜、黄海各道的人民，为保卫祖国自发地组织起武装队伍（史称义兵）开展英勇斗争。
    朝鲜军民对付突然入侵的日军，处于十分危急状态，战斗非常艰难，也只得向明朝求援。明朝政府先后派兵赴朝参战。1593年1月， 中朝联军发动了总攻击，经过激烈的巷战，终于收复已被日军占领了半年之久、易守难攻的平壤，从根本上扭转了鲜鲜战局。继之，明将李如松率军进驻开城，“所失平安、黄海、京畿、江原四道并复”（注：《明史·李如松传》。），并与朝军，在离汉城西北40公里的幸州击败日军3万余，谓“幸州大捷”。是时，迫使日军提出和平谈判要求。
    长达三年之久的“和平谈判”最终破裂。1597年1月， 丰臣秀吉再次以新编的14万大军，在朝鲜南海岸登陆，并以数百艘战船向朝鲜水军发动进攻，先后袭击了闲山岛、巨济岛的永登浦、漆川梁（温罗岛）等处，朝军大败。被诬陷革职入狱的李舜臣重新得到起用，担任“三道水军统制使”，重整旗鼓、迅速投入战斗。9月中旬， 李舜臣诱敌于鸣梁口，开展了殊死的战斗，又一次扭转了战局。此后，中朝联军进行了大反攻。日军的败局已定。1598年8月18日丰臣秀吉在忧郁中病花。 自11月24日起，日军陆续撤军，至12月上旬全部撤回了日本。
    由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历时七年，终以日本的彻底失败和中朝的胜利告终。然而，如果从这次战争的影响来分析，笔者认为，这是一次世上少有的“表象和实质不相符”的战争。亦就是说，经过战争以后各国的利弊得失，并不跟战争的胜败相一致；或者说，中朝两国虽作为“战胜国”，却并没有战胜国的应有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