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的传播
    16世纪朝鲜医学有很大的成就，其中较突出的是许浚的医学研究活动的成果，具有重大的影响。朝鲜名医辈出。战时被长宗我部元亲所捕，文禄三年（1594）到土佐的朝鲜名医经东仍从事医业。他根据日本与朝鲜风土、人性差异，将药量适当加减，达到百发百中的医疗效果，有起死回生之效而近似神。因此，听说经东名声，乞求诊疗者颇多。
    在庆长二年（1597）八月十五日的南原城激战中，全罗道兵马节度使李福男（有“扶余李将军”之称）战死之前，他把儿子李圣贤交从者脱逃，不幸被毛利辉元的部将俘去日本。李氏家族后来从事医务者众。由于李圣贤在被捕来日时，遇到明人孟二宽，传其“枇杷叶汤”药，后就与“龙王汤”一起成为长州藩的二大名药。此后，这个李家后代成为毛利藩主的家医，藩校医学馆的教授。（注：内藤隽辅：《文禄庆长役にねける被掳人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758-759页。）
    印刷术的传播
    朝鲜金属活字印刷早在高丽时代已发明，“置书籍院，掌铸字，印书籍”（注：《高丽史·世家》卷四十六。）。后在1403年设立了铸字所，铸造了数十万字。在战争中掠夺朝鲜的活字，一般说法是由侵朝将领加藤清正带回日本（注：荒野泰典等：《ァヅァのぁかの日本史》Ⅵ文化技术，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236页。）。 但也有的说是将领宇喜多秀家把20万字的朝鲜铜活字献给秀吉，事实是百箱大小的铜活字89814个（注：林屋辰三郎等：《历史の中の日本と朝鲜 》，讲谈社，昭和56年，第183页，197页。）。在日本，当初，因技术难度问题，只先行模仿造木活字。最早采用此法的是1593年（文禄二年）后阳成天皇敕版的《古文孝经》。1597年敕版《锦乡段》的跋中有“此规模，不久以前来自朝鲜”（注：荒野泰典等：《ァヅァのぁかの日本史》Ⅵ文化技术，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236页。），同年， 敕版的《劝学文》跋中也记有“命工匠每一梓、镂一字，其布于一板印之。此法从朝鲜来，甚无不便，故兹写此书。”（注：林屋辰三郎等：《历史の中の日本と朝鲜》，讲谈社，昭和56年，第183页，197页。）此后，还有《日本书纪·神代卷》、《大学》、《中庸》等敕版印行。在日本直接用朝鲜活字印书出版，是从1614年（元和二年）开始的骏河版本。当时，除了用朝鲜的大小铜活字89814 个字以外，还由明人林五官制造了1 万余的活字。这些活字用于由儒学家林罗山、僧侣崇传担任顾问参与校阅后由德川家康在1615年印刷的《大藏一览集》11册，次年印《群书治要》50卷（该书印完前，德川家康去世）等（注：林屋辰三郎等：《历史の中の日本と朝鲜》，讲谈社，昭和56年，第183页，197页。）。
    由于朝鲜铜活字的传入，加上劫来的朝鲜本图书，故从庆长以来开始了以朝鲜本为底本的活字印刷。从此，印刷出版的图书很多。从庆长年间开始的大约半个多世纪里，日本活字印刷的图书，特别是有关朱子学的书，十之六七是按朝鲜本进行翻刻或复刻的。仅在从庆长到宽文的60多年时间里，日本所刊印的汉文朝鲜本、 颇有影响的图书， 至少在50种以上（注：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と朝鲜》，第17页。）。此外，在图书的装帧方面，日本原来的和刻本图书的封面是没有图样的，后因受朝鲜本的影响也开始有图样，而且在版心的黑鱼尾中使用了阴刻的花纹（注：荒野泰典等：《ァヅァのぁかの日本史》Ⅵ文化技术，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3年，第241页。）。如此种种，足见朝鲜的印刷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制陶瓷技术的传播
    朝鲜制陶工艺很有特点，在明亮的白瓷上用蓝色、青色或铁釉辰砂釉画图等，相当美观，犹似我国之“景泰蓝”。在战争中被俘的朝鲜人中，陶瓷器工匠不少。他们在西日本地区传播了制陶瓷技术。在福冈、佐贺、鹿儿岛三县，特别是佐贺现存有不少窑址。根据永竹威氏所编《肥前古窑史迹附图》，大致有唐津系、多久系、武雄系、平户系等，概数有333窑，仅在长崎县内就有30余（注： 内藤隽辅：《文禄庆长役にねける被掳人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728-729页。）。唐津陶器一般主要为日用杂器的陶器，作为藩主的御用窑烧制的，是相当重厚的茶器，均为茶人所爱好。由于朝鲜来的陶工在各地造窑制陶，故有依地名而定的萨摩陶器、上野陶器、高取陶器、获陶器等。以瓷器为中心的“伊万里”或色锅岛的“有田陶器”的创始人，一般认为是在庆长六年（1601）锅随岛直茂去的朝鲜陶工李参平。他在移居有田乡乱桥村时，于元和二年（1616）在上白川的泉山发现了白土层，始作漂亮的瓷器。因此，至今被称为“有田陶器的创始者”、“日本瓷器的陶祖’（注：内藤隽辅：《文禄庆长役にねける被掳人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729-731页。）。另外，与李参平大体同时来到日本的陶工深海人宗传，归化后名为深海新太郎。他在最初的屯住地--有田的一座山间建窑，称“内田小瓷器”，烧成“李朝式感触最强的陶器和瓷器”（注：内藤隽辅：《文禄庆长役にねける被掳人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728-731页。）。不管李参平与深海宗传制瓷孰先孰后，均说明他们在日本传播了制陶瓷器技术，就是对“有田陶器”在今日的兴盛也是有贡献的。在日本有名的“荻陶器”，其创始人虽有诸说，但无疑是在战争中随日军部将毛利辉元来日的李勺光、李敬兄弟所创。李勺光因制陶工艺巧妙，故得毛利辉元给予的椿乡松本宅地；李敬也在宽永二年（1625）被赐予“高丽左卫门”之名。他们兄弟俩人成为“荻陶之祖”。李勺光之子在李敬的培育下，后为山村家，在大津郡深川创制了“深川陶器”（注：内藤隽辅：《文禄庆长役にねける被掳人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760-761页。）。此后，日本人也有成为“荻陶器”名手的，如仕于毛利家的大和人三轮休雪，他作为三代高丽左卫门新兵卫的弟子，学习陶器的制法，后独树一家，称“松本陶器”（注：内藤隽辅：《文禄庆长役にねける被掳人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761页。）。
    朝鲜文化在日本广泛深入的传播，是江户时代文化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笔者认为江户时代是日本近代化的奠基时期（注：拙稿：《中国文化传统与日本的现代化》、《东南文化》4、5合刊，1991年7 月。），如果没有江户时代文化的兴盛，就不可能有明治维新以后大踏步地吸收西方文化。可见，朝鲜文化东传对于日本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