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首届总统特奥多尔·豪斯（1884-1963）谈到纳粹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时说：“无论现在和将来，这段历史都是我们全体德国人的耻辱。”豪斯早年就是反法西斯斗士，遭受过希特勒的迫害。1955年，他公开声明：“纳粹的侵略罪行是集体的耻辱。”
    1951年4月，上任不久的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1876-1967）首先访问的是法国。同年9月27日，他在政府声明中说：“新的德意志国家及其公民只有感到对犹太民族犯下了罪行并且有义务做出物质赔偿时，我们才算令人信服地与纳粹罪恶一刀两断。”阿登纳曾是坚定的反纳粹政治家，二战期间两次被捕入狱，是盟军解救了他。他上台后，向法国诚恳道歉并得到法国人民的宽容和谅解。1963年1月，阿登纳第3次访问巴黎，签订《德法友好合作条约》。
    1970年12月7日，德国新任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在华沙早年“犹太人隔离区”向死难者敬献花圈，蒙蒙细雨中他突然双膝跪倒在纪念碑前。这一惊人之举，感动了成千上万波兰人。勃兰特曾因反纳粹而被迫流亡国外，战争结束始得回国。他本人与纳粹没有任何瓜葛，但是却没有回避作为德国总理的历史责任，表现出卓越的政治家风范。他的名言是：“谁忘记历史，谁就在灵魂上有病。”1971年，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1985年5月8日是德国法西斯投降40周年纪念日。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发表讲话：“5月8日是解放的日子。它把我们大家从‘国家社会主义’的独裁中解放出来。”“我们德国人醒悟到，历史是无法‘超越’的，……是不能回避的。无论我们大家有罪与否，也无论我们是老是少，都不得不接受历史。我们大家都受到历史后果的牵连，都要对历史承担责任。”
    1994年，德国总统赫尔佐克访问波兰时再次表示：“我在华沙起义的战士和战争受害者面前低下我的头，我请求你们宽恕德国人给你们造成的痛苦。”1995年6月，联邦总理科尔继勃兰特之后，在以色列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又一次双膝下跪，重申国家的道歉。同时成立的德国“赎罪委员会”向二战期间遭受德国侵略的国家赎罪。
    事实上，德国政府一直在进行战争赔偿。它根据联邦议院1953年通过的《战争受害者赔偿法》，至2000年实现的战争赔偿额高达1522.6亿马克（折合760余亿美元）。目前，这项赔偿还在进行。1998年，现任总理施罗德大选获胜后发誓，要对那些还没有获得赔偿的纳粹受害者进行赔偿。
    德国的认罪、赔罪是彻底的、全面的。它向受迫害最深的犹太人赔罪，向一切受害国和受害人赔罪、谢罪。德国的历届总统、总理都抓住不同的场合和时机，代表德国人民反思历史、道歉和忏悔。德国人这样做，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崇高敬佩。没有谁会把今日的德国人同纳粹相提并论。今天，如果要求日本领导人参加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或者相关战争事件的纪念活动并且象德国领导人那样表达谢罪的肺腑之言，简直是奢望和梦想！可是，话又说回来了。难道中国人民不应该有这种权利吗？难道日本的政治家们就没有这样做的义务和责任吗？
    二
    二战结束后，日本又是怎样“清算”侵略罪行和反思历史的呢？
    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接受《波茨坦宣言》并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2日，日本全权代表对美、英、中、苏及其他盟军正式签署投降书。
    说起日本天皇，他作为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国民的精神支柱，在日本国家、大和民族的意识形态中发挥核心作用，在近代侵略战争中扮演号召者角色。当日本陷入战争大溃败之际，走投无路的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反复琢磨如何以最小的代价逃脱最大的战争罪责，最后形成了“终战”“玉音”。
    有学者尖锐地指出，这项终战诏书为日本军国主义辩护，对日本保留至今的“右翼军国主义势力”具有无限影响。天皇裕仁在“终战诏书”中只是承认日本已经停止战争，根本没有使用“战败”和“投降”的语汇。他重申自己在开战诏书中宣布的日本国家宗旨是“自存和自卫”。诏书最后一段的用意最为狡猾，图谋保留国体，蒙混过关，“加强以他为中心的国内团结”。“朕于兹得以维持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忠诚，常与尔等臣民共在。若夫情激之处，乱滋事端，或同胞排挤，互乱时局，因此误大道，失信于世界，为朕最戒之事。宜举国一家，子孙相传，……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道义，固志操，誓发扬国体之精华”。“玉音诏书”主要涉及“维护天皇制和官方意识形态”，“维持秩序”。中国战争根本没有提及，侵略行为被“忽略”，军队因他们对天皇的忠诚而得到褒扬。“终战诏书”把裕仁自己重新打扮成“一个和平主义者、反军国主义者、战争中完全被动的旁观者”，从而逃脱战争罪责[2]。
    其实，“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八一五’光复的8年间，国民的生活、精神、甚至生命，都牢牢地系在这场战争上。即使被失利的战局和物资的匮乏逼得走投无路时，也凭着坚信‘天皇的神话’和‘不败的传说’赖以苟活下来。对于所有的日本人来说，战败，那是连说也不能说一下，连做梦也不愿梦到的事。”当日本国民听到“玉音诏书”的时候，“只觉得广播的声音不是天皇的语调，再加上没有听懂，不少人把‘投降’的意思误听为‘本土决战’、‘一亿人捐躯’……怎么还说是无条件投降？”战败消息传开以后，聚集在天皇宫城前的人群中发出一片呜咽之声。“天皇陛下，请宽恕我们吧。由于我们无能而导致战败。”于是，日本社会陷入精神崩溃。
    而军人、右翼分子疯狂叫嚣：“不能承认战败，要彻底抵抗，直至在本土决战。”他们试图发动政变。8月14日上午，当陆军省军务局一批军官得知天皇即将发表投降诏谕后，突然闯入近卫师团司令部，企图说服师团长参加他们策动的政变。师团长断然拒绝说：“谨奉天皇的圣旨，实行和平停战。”带头闹事的军官立即结果了师团长的性命，并以近卫师团的名义发布命令，决心阻止天皇通过广播发布终战诏敕，切断通讯，胁迫天皇重新决断。但是，他们没有找到录音盒，政变不果而终。8月15日，有一伙人袭击首相铃木贯太郎的官邸和私邸。由于首相逃脱，暴徒焚烧私宅而去。同日，另一伙人焚烧了枢密院议长的私邸。此后，接连发生多起叫嚷“本土决战”的叛乱。混乱一直持续到8月24日。随之而起的是“自杀殉国”浪潮。自杀身亡的有各级军官和士兵以及政客，甚至军人家属。选择“集体自杀”的也大有人在。多起“叛变”事件的“政变者”企图推翻在任内阁，拥立主张本土决战的“军部”人士上台。日本陷入了“虚脱状态”[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