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辩论中，自民党议员德勒强调，追诉时效问题纯粹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据他的观点，联邦议院在进行辩论和作出决定时不应考虑法律以外的因素，避免问题复杂化。基民盟议员本达在会上予以反驳，认为时效问题与政治密切相关，因为“当今的法制国家必须同时力求正义”。和内阁的动议相反，他和其他一些议员一起提出了延长时效的动议，原因是“首先考虑到民族的正义感将会以不可忍受的方式遭到腐蚀，如果谋杀不必赎罪，尽管它可以赎罪。”（注：Wlihelm von Sternburg：Erst Benda＇65.Keine Verj hrung von NS-Verbrechen.In：Neue Gesellschaft/Frankfurt Hefte,1-2/2001,S.50.）针对有议员提出为了民族的荣誉应结束对纳粹罪犯的追诉和审判，本达强调指出，民族荣誉也是他提出上述动议的原因之一，“谈到民族荣誉这一概念我要说，这个德意志民族不是一个谋杀犯的民族……”。（注：Wlihelm von Sternburg：Erst Benda＇65.Keine Verjhrungvon NS-Verbrechen.In：Neue Gesellschaft/Frankfurt Hefte,1-2/2001,S.50.）在解释为什么坚决反对最终结束对纳粹罪犯继续追诉时他说，这不是因为“屈服于外国的压力，而是屈服于个人信念的压力。”（注：Wlihelm von Sternburg：Erst Benda＇65.Keine Verjhrungvon NS-Verbrechen.In：Neue Gesellschaft/Frankfurt Hefte,1-2/2001,S.51.）这次议会辩论的最大特点是，议员们的立场不以政党归属划分，而是取决于各人对如何继续追究纳粹罪行的认识，这里政治责任，特别是个人的良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本达采取反对自己所属政党的立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进一步分析本达的立场，可以得出四点结论，第一，本达更赞成以自然法来审判纳粹罪行，其前提当然是承认纽伦堡审判的定罪原则；第二，通过延长时效用更明确、更彻底的方式与纳粹罪行划清界线，以此达到已经成为民主国家的德国的政治和社会的净化；第三，通过对纳粹罪犯不懈的追诉，证明德国人也是有羞耻感的民族，他们绝不与谋杀犯为伍；第四，继续追究并审判本民族的罪犯不会损害民族尊严，相反，它符合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
    联邦议院在辩论后作出了妥协性决议，对纳粹罪犯的追诉时效期限延长至1969年。决议虽然没有达到以本达为首的一些议员主张将时效延长至1975年的目的，但这次辩论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更多的德国政治精英公开表现出他们反省纳粹历史的自觉意识和政治责任感，在法律上、政治上开始认真严肃对待追诉纳粹罪行问题，并把它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坚持下去。1965年追诉时效辩论的一个积极成果是，1965年4月路德维希堡纳粹罪行侦查中心的检察官由15名增加到50人。1969年联邦议院就追诉时效问题进行了第三次辩论，和前两次一样，辩论以妥协性决议告终。1979年7月3日，经过辩论后联邦议院接受了取消对纳粹谋杀罪行和集体谋杀罪行有追诉时效的动议。至此，对纳粹罪犯的追究将无限期继续下去，纳粹罪责也因此持续地成为一个公众广泛讨论的直接涉及德国政治文化的主题。毫无疑问，正是乌尔姆审判、奥斯维辛审判这类由德国司法机构进行的审判和关于追诉时效的讨论，激发了德国人反省纳粹历史的意识觉醒。但是，正确的历史观的形成并成为广大公众接受的主流意识，在德国直到60年代后期才有重大进展。
    68年一代与自觉意识的传承
    60年代后期德国政府和媒体加强了历史意识方面的教育和传播，奥斯维辛开始成为德国人历史意识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奥斯维辛审判给经历过战争的一代和战后的一代带来的影响和冲击是不同的。审判中被揭露的纳粹犯罪事实给年轻一代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打击，其反应首先是不知所措，继而是羞耻，最后是强烈的愤怒，被压抑的情绪终于在1968年学生运动中爆发。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带有明显的代际冲突特征，其焦点之一正是纳粹历史问题。在这场大规模的政治及社会运动中，青年学生迫不及待地打破沉默，清算父辈们的历史，对他们进行公开的政治和道德审判，试图以此摆脱上一代留下的不堪重负的历史耻辱。68年一代的反叛精神和激进行为不仅反映出主导学生运动的左翼意识形态特征，更重要的是年轻人对非正义公开表示反对的勇气，而这正是他们的父辈们在纳粹时期应该做而没能做到的。德国的战后一代通过代际冲突完成了历史意识的自我定位，一种更具批判性和反省意识的历史价值观开始在具有左翼倾向的政治及知识精英中形成。60年代末随着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成为主要执政党，反省纳粹历史在德国的民主文化中开始产生一种建设性的作用。（注：Matthias Wei：Sinnliche Erinnerung.Die Flime＞ Holocaust ＜und＞ Schindlers Liste ＜in der bundesdeutschen Vergegenwrtigung der NZ-Zeit.In：Norbert Frei und Sybille Steinbacher（Hg.）：Beschweigen und Bekennen.Die deutsche Nachkriegsgesellschaft und der Holocaust,Wallsten Verlag,Gttingen 2001,S.72.）
    尽管以68年一代为代表的院外政治反对派在70年中出现了分化，但作为政治及知识精英的左翼，他们对推动联邦德国政治文化的重大转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时期德国反思纳粹历史呈现出深刻性、主动性、开放性和广泛性的特点。在政府方面，勃兰特在华沙的惊人一跪给受害国和全世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美国电视系列片《大屠杀》1979年被德国电视一台的三个频道转播，成为德国媒体和社会以坦诚和开放的态度对待纳粹历史的重要标志，它的播放和产生的影响被称为是联邦德国媒体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大屠杀》创历史记录的收视率证明德国人对纳粹历史的回忆达到了一个新的质的高度，它主要表现为德国人的一种勇于直接面对纳粹历史的意愿。调查表明，电视片《大屠杀》播放后，大部分德国人对“第三帝国”、纳粹对犹太人所犯的罪行以及追诉时效问题都有了新的认识和观点上的转变，播放前有51％的人赞成1979年后最终取消对纳粹罪犯的追诉，播放后赞成者的比例下降到35％，反对者则由15％增加到39％。（注：Matthias Wei：Sinnliche Erinnerung.Die Flime＞ Holocaust ＜und＞ Schindlers Liste ＜in der bundesdeutschen Vergegenwrtigung der NZ-Zeit.In：Norbert Frei und Sybille Steinbacher（Hg.）：Beschweigen und Bekennen.Die deutsche Nachkriegsgesellschaft und der Holocaust,Wallsten Verlag,Gttingen 2001,S.79.）德国政府也在播放后作出积极反应，在学校教育和成人教育领域加强了有关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内容，同时给研究纳粹历史更多的支持。
    68年一代通过对上一代的政治“反叛”完成了他们在历史认识上的意识突变。70年代后，68年一代对政界、文化知识界和学术界的影响开始显现。包括君特·格拉斯在内的一批左翼作家通过文学作品反省纳粹历史，“大屠杀”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主题，它们从不同角度对纳粹时期人性的扭曲进行深刻的解剖。研究纳粹历史方面产生了许多新成果，其中以慕尼黑现代史研究所对纳粹制度的系统研究最为突出。沉寂多年的对战争罪责的讨论又在哲学界激烈地展开，其中包括对纳粹罪犯产生的根源进行深入探讨。80年代以来，随着德国政界、文化学术界高层的代际交替的完成，68年一代开始成为影响政治文化的主流，德国反省纳粹历史的自觉意识也完成了质的转变。这种质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政治、文化、司法、教育等各个领域对纳粹制度的产生及其根源不断地进行再认识与自我解剖，并将其作为德国人自我认同的一个标志；第二，自觉地将反思历史、维护和平作为义不容辞的政治及道德义务，并将其制度化、法制化。这两个特点保证了在68年一代中形成的反省纳粹历史的自觉意识得以巩固和传承，这是20世纪最后30年德国政治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事件。
    从纯粹司法的角度出发，即使是德国学者和法律界人士也认为，战后对纳粹罪行的追诉和审判并不很成功。但是，如果全面并历史地评价由德国司法进行的纳粹罪行审判，其意义就不应该仅仅局限在被审判和惩处的罪犯的数量上，这里更应该强调的是审判产生的广泛和深远的政治及社会效果。借助媒体的持续报道，乌尔姆审判和奥斯维辛审判等重要审判起到了一种对国民进行纳粹历史再认识和再教育的作用，德国人经历了一次以西方民主价值观为核心的政治启蒙，虽然这并不是审判的初衷，但却是它的最成功之处。在舆论压力和公众的关注下，联邦议院议员在对时效问题进行辩论时，始终无法摆脱审判纳粹罪行产生的政治、社会和道德压力，联邦议院在时效问题上的一再妥协直至最终取消时效，反映了德国政治精英在反省纳粹历史上的一个艰难过程和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的两难选择。德国人反省纳粹历史的自觉意识的产生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主要包括盟国的占领政策、来自外部的压力、德国国内较强大的左翼力量、欧洲传统的民主价值观和德国人思辨的民族特性，而战后对纳粹罪犯的审判和对时效问题的辩论是产生自觉意识的强有力的催化剂，它对激发68年一代自我意识的质的变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欧洲的和平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的复兴和进步，德国人在反省纳粹历史问题上的自觉意识及其传承是其主要动力。
    在纪念二次大战结束60周年之际，当年的两个加害国德国和日本在反省历史的态度方面出现了巨大的反差，就在德国政府在首都的中心地区建立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的时候，日本领导人仍在顽固坚持其参拜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的立场。日本目前反省二战的态度甚至还不及德国50年代中期流行的“受骗论”，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日本的政治精英、司法、媒体和民意的主流中根本没有反省二战历史的自觉意识，这是中日历史问题难以化解的根本症结。更严重的问题是，日本没有接受德国反省历史的自觉意识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