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对日本军国主义推波助澜、为虎作伥的凶恶作用，主要表现在：（一）充当军国主义精神支柱，以“忠诚”统一思想意识，精神道德的物质化能量任由主君支配，强调超越政治是非的愚忠、盲从和奴性，要求武士绝对地、无条件地效忠和服从主君，以主君的旨意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二）宣扬军国主义价值观念，追求战场上的“丰功伟业”。驱使武士将战争作为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以穷兵黩武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压倒一切的首要义务，积极献身于军国主义基本国策。（三）树立军国主义思想意识，营造军国主义社会氛围。以武士道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和家庭教育，以尚武教育、战争教育为首要任务，培植军国主义土壤，使整个武家社会弥漫着浓烈的征战光荣思想，滋生出强烈的战争欲望。武士家庭成为军事训练基地和军国主义温床，培养军国主义力行者。（四）培养军国主义战争工具，训练超越生死之界的杀人野兽。武士道武装的军队，以泯灭人性和超越生死之界为特征，将军国主义战争视为神圣使命，一个个武士被训练成跨越生死之门的嗜血野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具掠夺性、好战性、破坏性和最灭绝人性的军队。
    武士道本是武士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但其影响和作用却不限于武士和武家社会。明治维新至二战，日本民族以忠于天皇为最高道德、将天皇的旨意作为神圣使命，军国主义基本国策成为官民一致的共识、上下一心的行动，对此，武士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84年，相良亨教授的研究说：平安末期登场的武士在日本历史上最先明确提出伦理思想，此后，又长期占据社会精英的位置，成为人们效法的对象。除了武士的伦理观外，日本的传统便无从说起。抛开武士，就葬送了我们伦理意识的大半。[12] （P5）由此可见武士、武士道在日本民族精神、民族传统、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军国主义力行者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武士道为基础的日本民族精神、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难免会夹杂着武士道嗜杀成性、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糟粕。
    三、中世纪武家军国主义
    武士是中世纪军国主义的力行者。武家政治是中世纪的军国主义统治，以武力作为权力基础和维持武家政治的绝对条件，通过军国主义巩固和强化武家政治。中世纪武家军国主义主要体现在：
    （一）统治体制，军阀当权、军政一体。1192年，武士以刀剑从封建贵族手中夺取国家最高统治权力，日本进入幕府政治时代--军事封建贵族专政时代，直至1867年。在这长达近700年间漫长岁月中，中世纪军国主义的力行者--武士掌握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行使政治权威，主导国家发展方向。天皇大权旁落，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权威性君主”，仅仅保有传统精神权威和至尊的象征。而且，自“1223年承久之乱后，武家还掌握了王位继承者的决定权。”[13] （P13）武士阶级的最高首领、名义上由天皇任命的将军，实际上是国家真正的最高统治者--“权力性君主”和至强的代表，拥有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力。天皇朝廷徒有虚名，成为无足轻重的、象征性的中央政府，将军的幕府才是大权在握的、真正实施政治统治的中央权力机关。
    在武人专权的幕府时代，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统统掌握在武士阶级手中。德川幕府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武士独占政治和军事领域，关闭其他社会阶级进入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大门。另一方面，国家政权组织适应军国主义基本国策的需要，实行军政合一的统治体制，政治组织军事化，平时的政治组织，战时原封不动地变成军事指挥系统。各级官吏，一身二任。将军和大名--大军阀，既是中央和地方藩国的最高统治者，也是中央和地方的最高军事统帅。总理幕政、藩政的老中、若年寄和家老，战时即为将军和大名的参谋长。
    （二）权力基础，以武为本、军事立国。武士阶级依赖武力争霸天下、夺取国家权力，自然要以武力作为权力基础、治国之本和维持武家政治的绝对条件。“贵族的地位源自古代传统的国家权力，维持武士地位的力量，则是武士内部武力的结合”。[7] （P87）武力既是武士阶级夺取政权的决定性力量，也是幕府政权的权力基础。
    幕府将军的首要政务，就是扩军备战、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千方百计地防止武士的刀剑锈蚀、斗志衰退。例如，“源赖朝在镰仓构筑武家政治据点的活动中，充分理解东国武士的政治经济需求，以获得他们的信任，将其武力纠合在自己门下。”[14] （P37）并且以武士道砥励武士，使之保持战斗者的秉性。德川时代，将军的权力基础除“谱代大名”外，还有号称“旗本八万”的军事力量。著名武士道理论家、军国主义统治体制的卫道士山鹿素行，1668年著《谪居童问》，1682年又著《治平要录》，不遗余力地推崇尚武精神，强调以武为本。“我朝以武兴，以武治，忘武则弃本失基。”[15] （P108）
    （三）建国理念，军事侵略、征服世界。以武力征服世界、建立军事帝国，一直是日本武士孜孜以求的梦想。1592年和1597年，军国主义头子丰臣秀吉两次派兵侵略朝鲜。此后，一代又一代武士阶级的著名思想家、时代精英，纷纷提出征服世界的思想、纲领和路线，奠定了明治以来日本侵略扩张基本国策的理论基础。本居宣长宣扬“八紘为宇”的对外扩张思想，梦想征服世界。林子平的《海国兵谈》明确将日本进攻的目标确定在日本的邻近国家。本多利明主张对外开发和殖民，其《经世秘策》狂妄叫嚣武力征服世界，使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强调为君之道的秘诀，在于以军事侵略谋求国家利益。佐藤信渊鼓吹向外侵略扩张，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军事帝国，提出从侵略中国东北入手，进而全面侵华，征服中国，然后征服亚洲的西侵和南进并行路线。藤田幽谷提出建立主宰世界的日本大帝国的思想主张。会泽安（会泽正志斋）的《新论》宣扬日本优越论，认为日本“乃大地之元首，万国之纲纪”，负有“皇化万国”之使命。对明治维新的领导者和近代日本的建设者有重要影响的吉田松荫，明确提出将失之于欧美的“交易之处”，“偿还于鲜（朝鲜）、满（中国东北）之土地”，其扩张补偿主张后来成为明治政府的一大战略。
    （四）价值取向，崇尚战争，为军国主义服务。武士道作为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和战争工具，是人类历史上最典型、最凶残的“杀人与战争之道”。武家统治者将武士道奉为法宝，以之作为社会伦理的支柱、价值评判的标准和奖惩机制的依据，将财富、权力和荣誉等分配给武士道的体现者。源赖朝以武士道陶冶武士的道德情操，使武士永葆本色。北条氏不仅继续以武士道陶冶武士，而且还在1232年制定第一部武家法典--“贞永式目”，将武家社会中称为“道理”的习惯、道德以及幕府建立以来的制度成文化、系统化。德川幕府颁布的《武家诸法度》，同样以武士道为基础，旨在防止武士的刀剑锈蚀、杀气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