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冷战结束之际在他的新著《透视新世界》① 中写道：“过去的日子，世界发生了海滩滚滑车式的急转突变，从突然看到希望到幻想破灭，接着又是欣喜不已。”[1]（P4） 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冷战留给欧洲人的记忆是痛苦和深刻的，欧洲人对“欧洲复兴”和“欧洲重建”的期盼心情是积极的，但又是复杂的。② 1991年《欧洲联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署将欧洲一体化推向新阶段。2003年5月，素有学怨的德、 法两大思想家哈贝马斯与德里达联袂著文《论欧洲的复兴》，向欧洲各国发出在“欧洲认同”（Europaeische Identitaet）基础上“超越欧洲中心主义”，“重新定位欧洲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的呼吁[2]。
    俄罗斯复兴与欧洲复兴息息相关，但两者之间却充满了吊诡。就在西欧政治家和学者热切期盼欧洲复兴之际，在欧洲东端的俄罗斯（苏联）却在这场运动中扮演着孤寡之形象。不论冷战前夜丘吉尔的“欧洲合众国”梦想，还是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的“核心欧洲”（Kerneuropa）构想，均不包括昨天的苏联和今日的俄罗斯。因为在欧美政治家和学者眼中，苏联完全是异类的“红色帝国”或“邪恶帝国”，今日的俄罗斯也不幸变成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特例，成为出现“认同危机”的“无所适从的国家”[3]（P22）。困扰俄罗斯数个世纪的“俄国生活中的斯芬克斯之谜”（сфинкс русской жизни）再现了。③ 与此同时，一个似曾相识的名词--“欧亚主义”（Евразийство）开始频繁跃然新闻媒体之上和学者笔下，甚至是政治家谈话中。“欧亚主义”能不能复兴俄罗斯？这是一个让俄罗斯思想文化界既兴奋又迷茫的问题，它一下子把俄国-苏联-俄罗斯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吸引政治家和学者们思考。
    一、复兴危机与问题的提出
    自1991年底起，刚刚获得独立的俄罗斯即开始了它的“国家复兴”进程。它发现“自己置身于史无前例的疆界中。它必须像欧洲一样，花费一番苦心为国家重新定位”[4]（P8-9）。毫无疑问，在告别了社会主义之后，俄罗斯选择了“纯粹”的西方式道路，即政治上的多元化和政党政治、经济上的纯市场经济、外交上的向西方一边倒、思想文化上的个人主义和西方价值观。俄罗斯复兴的核心即是“重返欧洲”，搭上“欧洲复兴的快车”，建立“从温哥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洲-大西洋大家庭”（叶利钦语）[5]。但是这个全方位和急速的社会转型异常波折和时艰命蹇。
    在政治转型方面：1990年10月12日，俄罗斯宪法委员会通过了新的宪法草案，宣布在俄罗斯建立三权分立式的联邦共和国，规定“俄罗斯联邦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俄罗斯议会、总统、宪法法院和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它们根据分权原则独立地履行自己的职能，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其中总统是联邦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然而，“超级总统”叶利钦与“议会”之间的“府”“院”权力之争旷日持久愈加严重，最终酿成1993年10月两者直接的武装对抗。1993年通过的俄罗斯宪法承认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但是当年第一届国家杜马大选中持极端民族主义主张的“自由民主党”地位陡升，1995年12月第二届国家杜马大选中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影响突进，震荡了脆弱的政党政治。
    在经济复兴方面：1992年初开始的休克疗法试图以一步到位的形式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实现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战略。但实施结果，使政府对市场失去了控制，投机资本肆虐，市场秩序极端混乱，生产急剧下滑，物价暴涨，政府财政赤字剧升，货币信贷体系濒临崩溃。从1992年到1995年，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连续四年居高不下，超过四位数字，1992年高达2610％，此后开始逐年下降，1993年为940％，1994年为320％，1995年仍然为131％。据俄经济学家统计， 1995年与1990年相比，消费品价格上涨了1700多倍[6]（P374）。恶性通货膨胀大大阻碍了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价格的飞涨使市场机制远远不能成为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力量，高通货膨胀率则降低了居民的储蓄倾向，打击了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助长了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使整个经济生活陷入混乱之中。1993年8 月政府颁布了《发展改革和稳定俄罗斯经济1993-1995年工作计划》，宣布调整政策，叶利钦也在1995年宣布：“今后不再实行这种不得人心的休克疗法。”[5]
    在外交政策方面：初期俄罗斯奉行了对西方和美国“一边倒”的做法。1992年叶利钦总统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表示：“俄罗斯不仅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看成是伙伴，而且看成是盟国。”[5] 外长科济列夫宣布俄罗斯将奉行与西方“完全伙伴化的方针，与西方一体化”。然而一年多的外交实践使俄罗斯领导人明白，以上的想法是幼稚和不切实际的。叶利钦在1993年初访问韩国时提出了东、西方兼顾的“双头鹰”外交政策。同年4 月制定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新构想》中强调淡化意识形态的差别，将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进一步强化大国外交意识，加速发展全方位外交局面，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和与前苏联拥有传统关系国家的关系，建立西方的莫斯科-柏林-巴黎，东方的莫斯科-新德里-北京轴心关系。1995年后，北约东扩加剧俄美矛盾。叶利钦总统警告，“如果北约东扩，一个与之军事对抗的军事联盟可能再次出现”，“欧洲将不可避免地转变成战争状态。”[5] 这表明，俄罗斯“重返欧洲”的进程严重受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