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世纪，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以强制方式率众皈依东正教，拉开了俄国“西方化”的序幕，这一过程持续到蒙古鞑靼人入侵前的13世纪40年代。从13世纪40年代至15世纪80年代，俄国经历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蒙古鞑靼人的统治，被迫走上了“东方化”的道路，尽管1480年终于摆脱了异族的统治，但是“东方化”进程以其惯性仍然延续了近两个世纪，直至17世纪末。从18世纪初至19世纪初，这是俄国历史上急速的“西方化”阶段，先有彼得一世急行军式的“欧化”改革，后有女皇伊丽莎白，特别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君主专制”，在他们的统治下，俄国的“西方化”进程加速了。而从19世纪开始，俄国历史发展的“钟摆”似乎失去以往的规律性，迟疑并固执地摆动于“东方”与“西方”之间，它表现为亚历山大一世的“自由主义式”的统治和他所支持的斯佩兰斯基改革是西方式的，但他同样支持的阿拉克切耶夫的“军屯制”却是典型的东方式的。亚历山大二世的农奴制改革的目的在于解放农奴，赋予其人身自由权利，但不放心的沙皇政府又试图以“东方式”的农村村社将农民禁锢起来。自19世纪以来，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以来，俄国资本主义艰难地迈开步伐，开始了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在政治上，专制制度仍然是一夫当关，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顽固地坚持“东方式”的超级集权统治。1917年的十月革命使俄国走上一条现代化新路，然而就在苏联社会主义“凯歌行进”和成就巨大的同时，我们似乎还可以发现“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仍然苦斗于“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西方式”与“东方式”道路的吊诡悖论之中。
    俄国发展模式的摇摆导致社会的分裂。18世纪初，彼得一世大力推行欧化改革，试图以“野蛮”方式制服俄国的“野蛮”（马克思语）[17]（P620）。其长远效应是推动俄国历史发展，其近期效应是促进了俄罗斯民族觉醒以及导致社会大分裂。准确地说，使俄罗斯社会分裂为相互对抗的“本土（почва）”俄罗斯和“文明（цивилизация）”俄罗斯两部分。对抗的结果就是在一个国家里，分化出了拥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理想的两个社会。“分裂性不可避免地将选择道路问题摆在国家面前。如果选择‘本土’化道路，就意味着采取伊凡四世时代启动的东方类型道路。如果选择‘文明’化道路，就意识着拒绝基辅罗斯、诺夫哥罗德共和国和莫斯科公国的传统，接受欧洲传统。俄国几乎用了300年来解决这个难题。”⑤
    18世纪80年代，持本土派立场的俄国著名学者冯维津提出了著名的“东方与西方”和“俄国与西方”的命题，他的观点是“我们出生在西方死亡的时刻”[18]（P89-92）。由此，引发俄国知识分子两个多世纪的深入思考。俄国知识阶层在19世纪30-50年代展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激烈的争论， 争论的焦点即是俄罗斯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俄罗斯应该走西方式的道路，还是走东方式的道路？即赫尔岑所称“俄国生活中的斯芬克斯之谜”。随着争论的不断深入，最终划分出西方派（Западничество）与斯拉夫派（Славянофилъство）两大营垒。西方派主张俄国无法孤立于欧洲，故步于自己的传统，俄国必将走与西欧一样的发展道路。斯拉夫派则认为俄国的农村村社、东正教和专制制度是俄国独有的特性，俄国完全可以根据俄国的历史特点，走迥异于西欧的发展道路。
    20世纪初以来，经历了三次革命洗礼的俄罗斯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布尔什维克的执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反苏势力的溃败导致俄罗斯社会的再次分裂，形成了“苏维埃俄罗斯”（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和由移居国外的200余万俄罗斯人组成的“侨民俄罗斯”（Эмигрантская Россия）。⑥ 侨民知识分子仍然在思考着著名的“赫尔岑命题”， 民族的灾难和个人的悲剧使欧亚主义在废墟中显露出来。20年代初形成了“欧亚主义”（Евразийство）⑦ 思潮和“欧亚主义派”（Евразийцы）。 欧亚主义者继承了斯拉夫主义思想，强调从俄罗斯文化传统和独特地理环境中寻找“赫尔岑命题”的答案，试图为俄国发展指出道路。
    1921年，在俄侨聚居的索菲亚出版了《走向东方》（Исход к Востоку）文集，标志着欧亚主义思潮的诞生。⑧ 作者之一萨维茨基认为，“在从前在地理上划分为‘欧洲’和‘亚洲’两个大陆的旧大陆的土地上，它成为划分的第三个、中间的大陆--‘欧亚’，欧亚主义的名字由此而来”；“俄罗斯就其历史地位和民族特征而言，它既不是纯亚洲式的，也不是纯欧洲式的。”[19]（P100） 俄罗斯命中注定要充当沟通两块大陆和两种文化的不可或缺的桥梁的角色。他在一首诗中形象地表示：“我们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种族是特殊的。我们是完整的东西方，我们是其高峰的旅行者。”[20]（P146） 作者之一阿列克谢耶夫是欧亚主义国家思想的主要表述者。他考察了自古以来俄罗斯人所追求的“真理国家”的五种模式，即东正教的君主制思想、独裁思想、哥萨克自由逃民的思想、非正统教派的国家思想、约瑟夫派的国家思想。他主张从俄罗斯古代村社体制和民间谚语等民族传统中寻找借鉴，建立重在保障公民精神发展的欧亚国家。苏俄红色领袖托洛茨基也曾就此发表看法，“俄国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社会上和历史上都介于欧洲和亚洲之间。它既同欧罗巴西方有区别，也同亚细亚东方有区别。”[2]（P255）
    欧亚主义者强烈反对欧化，认为横跨欧亚大陆的俄国（亦称“欧亚俄罗斯”）是一个独特的欧亚世界，居住在这个世界的是非欧非亚的欧亚人，其文化也是非欧非亚的欧亚文化；俄罗斯不能盲目追随西方，而应寻找和坚持自己的道路。作家特鲁别茨科依公爵强调珍视和重建俄罗斯文化，与全盘西化的俄国知识分子作坚决斗争，以对抗强势的罗马-日耳曼文化的侵略。
    欧亚主义者非常关注俄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他们对新经济政策持谨慎的合作态度。在他们看来，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是西方的舶来品，完全不适合俄国的国情，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表明苏维埃政权已改弦更张，表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无疑死了”[22]（P15），“欧亚主义要竭尽全力渗透这一新的体制， 假借新政权之手建立自己的新国家”[23]（P177）。西方的道路走不通，俄国应该走自己的道路--欧亚主义道路。而且欧亚主义派与布尔什维克在一些思想上不谋而合，如强调思想意识在国家建设中的指导作用，主张联邦主义原则，主张不屈服西方的压力走自己的道路等。
    到20年代末，欧亚派试图变理论为实践，建立欧亚党，但这个尝试没有成功。30年代中叶，欧亚派逐渐发生分裂，这个阵营分化成两部分：一部分支持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国家建设方案，另一部分反对。1937年，欧亚派作为一个完整、统一的学派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欧亚主义思想并没有因欧亚派的消亡而消失，它不仅在俄侨中继续产生着影响，而且还渗透到了苏联国内，列夫·古米廖夫（1912-1992）就是苏联国内最为著名的欧亚主义者之一，他表示：“当别人称我欧亚人时，因为某些原因我不拒绝这个称呼。第一，这是强大历史潮流，如果我被吸引到这里，它将给我以荣誉。第二，我认真地研究了这个流派的著作。第三，我实际上同意欧亚主义者基本的历史方法论的结论。”他的结论是如果俄罗斯能够被拯救的话，那么只有通过欧亚主义的道路[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