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复兴和社会转型全面受挫之后，俄罗斯思想文化界开始了反思。“俄罗斯路标在何方？”成为知识分子讨论的热点。
    “欧洲主义-大西洋主义”（ЕвропеизмАтлатизм）在1993年前是俄罗斯社会的主流思潮，许多学者试图从文化、宗教、语言甚至族缘、血缘方面寻找俄罗斯与西欧的共同点。被誉为俄罗斯国学大师的利哈乔夫院士认为俄罗斯从来就不是东方国家，“在俄罗斯文化的产生中，拜占庭和斯堪的那维亚起决定性的作用”，“拜占庭文化给了罗斯基督教精神的性质，而斯堪的那维亚大体上给了它军事部落的体制”，“实际上亚洲游牧民族的影响在定居的罗斯是微不足道的”[7]（P21），他甚至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斯堪多斯拉维亚（Скаидосавия）。④ 曾担任过政府总理的俄罗斯社会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所长盖达尔认为，“在最近几个世纪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各种文明中，欧洲文明是最成功的”，“俄罗斯是东方国家中第一个接触西方的国家。它是世界上唯一的没有走上西方道路的国家，但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处在几乎跟上的状态中”[8]（PP.52-53）。外交部长科济列夫强调：“从历史的倾向、文化优势、价值取向和文明的论点看，俄罗斯人是欧洲民族。”俄罗斯与西方“将尽一切努力来倡导共同的民主价值观”[5]。俄驻美大使卢金干脆称“欧洲主义-大西洋主义思潮”为“意识形态化的民主国际主义”，以区别于苏联时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9]（P409）。
    然而，几年来西方模式实践的失败宣告了“欧洲主义--大西洋主义”道路的破产，也使这种思潮受到了激烈的批判，思想文化界陷入一片迷茫之中。当代哲学家梅茹耶夫痛苦地思索：“我们是这样一些人，我们没有找到相对性的真理，而且也不会对它加以评价……不能令我们满足的正是所谓健全的理性。如果我们需要真理，那么这必定是最后的、具有终极意义的真理--我们总是生活在谎言之中，原因正在于此；如果我们需要自由，那么--事实上是绝对的自由；而如果需要善，那么，对不起，应当是达到神圣地步的善--而这也正是我们总是在恶中生活的原因。”[10] 值得思索的是，19世纪著名的西方派代表、 轰动一时的《哲学书简》的作者恰达耶夫在160年前也说过同样的话：“我们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们，我们没有给世界以任何东西，没有教给它任何东西；我们没有给人类思想的整体带去任何一个思想，对人类理性的进步没有起到过任何作用，而我们由于这种进步所获得的所有东西，都被我们歪曲了。自我们社会生活最初的时刻起，我们就没有为人们的普遍利益做过任何事情；在我们祖国不会结果的土壤上，没有诞生过一个有益的思想；我们的环境中，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们不愿花费力气去亲自想出什么东西，而在别人想出的东西中，我们又只接受那欺骗的外表和无益的奢华。”[11]（P42）
    欧亚主义思潮的影响随之上升，并且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认同。叶利钦总统在1996年向俄罗斯科学院提出了为俄罗斯制定新的意识形态的要求，要求他们在一年之内确定俄罗斯的“民族思想”（Националъная идея）。副总统鲁茨科依也表示：“从我国的地缘政治形势看，很显然，俄罗斯代表着连接亚洲和欧洲的唯一桥梁。谁成了这块土地的主人，谁就将成为世界的主人。”[12] 欧亚主义变成了街谈巷议和理论研究的热点，并以异乎寻常的活力传播和发展，甚至出现了以欧亚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俄罗斯地缘政治学说。凡是有关文化学、民族学、哲学、历史、地理、国际政治尤其是俄罗斯命运的会议和文章，几乎没有不提到欧亚主义的。在俄罗斯科学院之下设有一个“欧亚研究中心”，莫斯科成立了“欧亚主义”出版社，“欧亚主义”杂志得以创刊。在俄国政治家和学者亚历山大·杜金的领导下，2001年“欧亚主义”全俄社会政治运动在莫斯科举行了成立大会，2002年改名为“欧亚党”，并获准在俄罗斯联邦司法部登记，另外还建有自己的网站（http://www.evrazia.org）。 著名电影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永远是欧亚国家，在我们这里，如果说有道路的话，我想，这就是自己的发展道路--欧亚主义的道路。”“今天在俄国土地上，欧亚主义的伟大思想是可以实现的。”[13] 为区别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俄国侨民中兴起的欧亚主义，90年代后盛行于俄罗斯的欧亚主义被冠之以“新欧亚主义”（Неоевразийство）的名称。
    二、欧亚主义的历史溯源
    “欧洲主义--大西洋主义”与“新欧亚主义”之争实际上是19世纪以来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争的历史延续，以此为出发点的两条道路实际上是公元10世纪以来俄罗斯民族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摇摆不定的“路标选择”历史的延续。美国当代史学家、全球史学奠基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评论：“俄国位于欧洲的边缘，由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一大块缓冲地带构成。由于这一位置的缘故，俄罗斯人的历史经历完全不同于其他欧洲人，他们所发展起来的文化也相应地不同。因此，俄国的思想家一代一代地以民族方向和民族目标这一基本问题来烦扰自己。”[14]（P374）
    自然地理上的俄国横跨欧洲和亚洲，浸润于欧洲（西方）和亚洲（东方）两种文化的影响，造成了它在文化地理上和地缘政治上的独特景观，促成了位于欧洲和亚洲大陆核心位置的俄罗斯文化的多元性，形成了俄罗斯的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的汇合带（或称结合部）特征。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生活方式和精神特点对于俄罗斯文化传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俄国著名历史学家瓦·奥·克柳切夫斯基指出：俄罗斯国家的历史即是开拓土地和殖民的历史，从16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俄罗斯民族向整个东欧平原散布开来：从波罗的海到白海到黑海、高加索山脉、里海和乌拉尔河，甚至深入高加索，里海和乌拉尔以南、以东的地方。俄罗斯部族在政治上几乎全部联合在一个政权之下：小俄罗斯、白俄罗斯、诺沃罗西亚一个接一个地归并入大俄罗斯，组成了全俄罗斯帝国”[15]（P28），成为一个地跨欧亚、幅员2280万平方公里（殖民地面积为1740万平方公里）的大帝国[16]（P142）。
    纵观10世纪以来俄国历史的发展历程，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钟摆现象”，即从第一个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基辅罗斯开始，直至20世纪初，俄国的历史发展犹如巨大的钟摆，摆动于“西方式”与“东方式”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