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马，宗教信仰曾一度为人所尊敬，但这种信仰在公元前2、1世纪经济动乱、社会动乱的压力下崩溃了。失去土地的人口不断增长，社会中个人主义不断膨胀，这就创造了在受过教育的人中间必须努力用希腊哲学来填补的空间，在下层阶级需要用希腊的和东方的神秘仪式来填补的空间。
    公元前156-155年，雅典政府把三个伟大的哲学学派领袖作为政治大使派到罗马，试图说服罗马人减少罚金。他们是柏拉图学派的卡尼阿德斯（Carneades,214-129BC）、斯多噶学派的狄奥根尼（Diogenes of Babylon）、逍遥学派的克里图劳斯（Critolaus,鼎盛于公元前2世纪）。卡尼阿德斯的传道在罗马引起轰动，人们趋之若鹜般去聆听来自希腊世界的首席知识分子的演讲。希腊主义再次以暴风骤雨的形式震撼了罗马，不过，这次希腊文化不是以文学、艺术或神话的形式到来的，而是以哲学的形式。这是罗马第一次真正遇到希腊主义的一面，也是极其重要的一面。历史学家、狂热的希腊文化爱好者阿西琉斯（Gaius Acilius，鼎盛于公元前2世纪）热忱欢迎这三位哲学家的到来，他用希腊语写了自古到他那时代的《罗马史》。虽然大加图害怕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影响年轻人而脱离了罗马人的祖传美德，要求元老院尽快以有利于雅典的方式解决罚金问题，[19]（P290） 并公开地表达他厌恶这些革命性的观念，但他的说教成效甚微，而且影响的时间很短暂。
    和借鉴希腊文学不同的是，罗马人在借鉴哲学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创新之处，大多只是叙述希腊哲学家的思想。罗马没有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学派，虽然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之间有一些伟大的学者如西塞罗、塞涅卡和卢弗斯（Musonius Rufus,25-100），但这些人都热心政治，只是在业余时间用拉丁语撰写哲学作品。[20]（P59） 罗马人以一种迷信的态度看待希腊化时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斯多噶派哲学家。这些哲学家相信毫无抱怨地履行职责、相信至高的美德，在罗马受到真正的欢迎。在罗马显贵西庇阿（Scipio Aemilianus,185-129BC）家中生活了许多年的希腊斯多噶派哲学家潘奈提戊斯（Panaetius,185-109BC）向罗马贵族传授斯多噶主义；[21]（2.ii5） 该学说认为任何种族都是人类的一个组成部分。罗马人发现这其中蕴涵的伦理道德准则几乎完全和他们古老的传统、理想相一致。斯多噶主义最终成为罗马人的道德准绳。
    紧随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期是罗马教育史上最伟大的时期之一。成千上万的战俘被带到罗马，其中许多被罗马家庭雇佣为“教师”或指导者。希腊奴隶以希腊语和古典知识教授罗马人，荷马、赫西俄德、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成为罗马孩童熟悉的作家。在公元前3、2世纪，教育逐渐制度化了，并融入到希腊知识体系中。绝大多数学校为希腊人的奴隶、自由人所掌握。对于大多数罗马学子来说，到东部希腊世界的“学术中心”游学一次是非常光荣的事情。
    古典时代的希腊诸强如斯巴达、雅典，如果不能靠权力使一些城邦服从他们，那么这些强邦就会屈从于别的城邦。这种原则为马其顿的君主们所继承：亚历山大大帝接受了这一原则并利用波斯帝国在亚洲的旧有管理机构，建造了许多新的城市，塞琉古王朝的君主们又增加了更多的城市。而建立在城邦基础之上的罗马帝国也继承了希腊的这一传统。城邦为罗马传达命令提供了方便的途径，也为罗马通过税收的途径提供了它对资源的需求。
    在希腊化诸行省里，罗马从统治西西里时起，就在自己城邦的基础上安排他们的统治措施。在各个行省里，只要有现存的乡村网络系统，罗马就把它当作基础，这些乡村大多数在元首统治原则下成为城市。直到公元前148-147年，罗马才在东部地中海世界固定任命地方行政长官，代替以前派遣的司令官，进行战争或者组织那些情愿与罗马结盟的民族。
    罗马人在小亚细亚各个行省建立了一些老兵殖民地，在那里认真地传播着希腊文明。她并没有采取任何新的方法，而只是延续先前统治者的措施。像希腊化的君主制一样，罗马在共同的基础之上把一些分散的群体组织在一起建立起新城市，这些君主制在比较好的市政系统的发展下继续起着作用，并鼓励各个行省之间的相互贸易。
    罗马从希腊那里一直在不断学习新的东西。安条柯二世、安条柯三世和腓力五世，甚至托勒密二世、亚历山大也曾做过类似的陈述：自由是希腊与罗马保持友谊的条件。所以，罗马对于直接干涉希腊事务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罗马人有权指定他手中的城市为“自由城市”。那些一旦获得自由的城市将拥有他们自己的法律，没有罗马人的驻兵，也不缴纳贡物。在晚期共和时代，一些罗马人成为雅典的公民，实际上这些公民也被选举担任各种各样的市政委员会。罗马相信采取这些措施可以确保希腊社会中比较富裕的人、社会贵族来统治政治和司法。这个雅典事例表明罗马权力对希腊城市施加的影响，但也表明了希腊政治文化的反作用。
    公元前31年发生的阿克兴战役使得奥古斯都在地中海世界获得了无可争议的霸权，使这个世界获得了一段和平时代。是希腊人使罗马人意识到自身的独特个性，而当罗马在吸收希腊人文化的时候，也在努力形成罗马自身的历史、传统，这一切似乎意味着一个真正的新罗马的诞生。诚如贺拉斯所说：“希腊化在意大利最大的战利品是罗马。”[22]（Ⅱ，Ⅰ，Lines 156-157）
    原文参考文献：
    [1] 乔治·萨顿著，陈恒六、刘兵、仲维光译。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 Joseph Ward Swain,The Peoples of the Ancient World[M].New York,1959.
    [3] William H.McNeill,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M].6[th] ed.,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
    [4] 布雷斯特德著，李静新译。文明的征程[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
    [5] 刘家和，王敦书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