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民众的宗教信仰总是专注于怎样最成功地借助于超自然之力来处理自己的事务。如怎样远离疾病与自然灾害、怎样使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怎样抵御恶魔的力量，以及怎样获得上帝与圣徒的恩惠来确保永恒的幸福等。因而从这种意义上说，中世纪民众们的宗教信仰存在着某种“赤裸裸的功利性”。[11] （导言，P2）到中世纪晚期更是如此。英国信徒们对圣徒的依赖并不是主要作为一个效仿者或心灵之友，而是作为在需要之时的帮助者或疾病治愈者，以满足身体的需要，或者是临终灵魂的极度痛苦和炼狱之痛的需要。适度的富有、战争中的平安、疾病的治愈、教堂圣礼所祝福的神圣死亡及最终的救赎，这是中世纪晚期人们所普遍渴望的。圣徒崇拜恰恰满足了这种宗教信仰渴求。在中世纪人们的心目中，圣徒的主要身份是作为向其信徒传达神灵之音的代祷者；圣徒被视为人类的保护者与上帝的代理者，并且其职能使得他们在中世纪人们的信仰生活中无处不在。
    圣徒具有不同的职能，一般来说，可以分为普遍的帮助、庇护与政治功能，虽然这三者往往重叠。在政治方面，古老的圣徒能够使新的政治团体合法化，并且往往为了特殊的政治目的，对他们的崇拜又被赋予了新的活力。因而在英王亨利三世时期，以两位盎格鲁-萨克逊王室圣徒的名字给他的两个儿子起名为爱德华与爱德蒙；而在亨利五世时期，盎格鲁-萨克逊的圣徒崇拜又受到特别的推崇，以此来激励人们的爱国主义。[12] （P145-146）除了政治职能之外，圣徒还具有更多的世俗价值。他们能够行奇迹、治愈疾病、医治残疾、寻找失物、防止火灾等等。因而基督徒们可以在各种不幸的境遇下求助于圣徒，期望从他们那里获得帮助。人们祈求圣徒使妇女多育、土地多产、动物多仔，防止或治愈各种类型的疾病，避免害虫与暴风雨，经常给人类带来普遍的好运。譬如黑斯特（Heist）的渔民们在暴风雨期间会把阿登伯格的圣母玛丽亚塑像浸入海水中，来祈求风平浪静；当一个小孩不小心被一枚托马斯·贝克特的徽章噎住窒息时，其亲人求助于圣徒亨利六世后，徽章被咳出，小孩获救。[12] （P163）而另一个更加令人惊奇的圣徒治病奇迹是由圣徒托马斯·贝克特所行的。12世纪晚期，一位来自坎特伯雷的妇女艾迪拉，由三位妇女抬到托马斯·贝克特圣地，该妇女已经一年半不能站立行走了。当她被抬到圣地后，竟然立刻扔掉了拐杖，自己走回了家。[11] （P159）
    三、圣徒崇拜的变化
    与中世纪早期相比，英国民众的圣徒崇拜在晚期发生了一些变化。
    第一，在中世纪晚期，民众圣徒崇拜在英国获得了蓬勃发展。据埃米尔·马利所言，圣徒崇拜“它富有诗意的魅力贯穿于中世纪”，但“圣徒从未像15世纪和16世纪那样受到爱戴”。[13] （P155）中世纪晚期的英国，关于圣徒的纪念物到处存在，而早期却并非如此。罗尔森认为，“如果在这段时期内（650-850年），穷人们确实朝圣圣徒圣地的话，他们的出现也被认为是不重要的，除少数的贵族、王室成员外，似乎不存在民众热衷于圣徒崇拜或世俗者向圣地捐献的迹象。”[10] （P104）“库斯伯特甚至似乎极力阻止其墓地成为民众崇拜的中心。”[14] （P179）“即使在当时，圣物治病奇迹可以推动圣徒崇拜更广泛地传播；但我们已经了解，后来成为主教的阿卡仅将圣物用于自身治病，利用奥斯瓦尔德十字架上的苔藓治病仅仅出现于赫克瑟姆修道士治病的描述中。”[10] （P104）
    第二，中世纪晚期，英国圣徒崇拜具有了民众化、世俗化倾向。在中世纪早期，圣徒所行奇迹、提供庇护与帮助主要是面向教士及王室与贵族。如卡思伯特的继承人，隐居修士埃塞尔沃尔通过祷告为在海上处在危境中的教友们平息了一场风暴；[15] （P307-308）奥斯瓦尔德王的代祷为萨塞克斯一修道院驱走了一场由瘟疫引起的大规模死亡。[15] （P256-257）而在中世纪晚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如中世纪晚期保伯格（Bawburgh）的圣徒沃尔斯坦（Walstan）所行奇迹，尽管个别奇迹是针对教士与骑士的，但大多数却是针对地位低下的人们--“粗鲁的人”、女仆、盖茅屋者，及织布工等等。在其作为圣徒的角色中，作为丰收庇护者的角色是最突出的。当收割者弗莱格（Flegge）被压在了一辆满载小麦的车辆底下时，由于沃尔斯坦的保护，竟奇迹般地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因而宗教改革者约翰·贝利（John Bale）将其描述为“诺夫克田间的上帝与收割者的指导者”。[13] （P203-205）根据戴维·法默（David Hugh Farmer）所编纂的《牛津圣徒词典》（1978年版）统计，在13世纪到16世纪上半叶英国总共有35位圣徒，其中有三位出身于民众（一位是仆人，一位是捕鱼者，另一位是寡妇），有15位圣徒所行奇迹与普通民众有关。
    第三，中世纪晚期的圣徒崇拜已具有了产生“宗教个人主义”的土壤。首先这主要体现于当时“宽松”的宗教环境。中世纪晚期，基督教正统思想的垄断地位开始出现了松动。在1200年以后，书籍的出版、私人礼拜堂与祈祷室的盛行、雇佣教士且具有宗教职能但不受教会组织纪律控制的自愿团体的建立，这一切都增加了个人接受宗教信仰的机会。同时，14世纪晚期与15世纪的艺术发展--如把圣母领报与最后晚餐等事件置入到家庭背景中--也使宗教慢慢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其次体现于中世纪晚期盛行的朝圣现象中。朝圣现象也许比其他任何现象能更好地指出中世纪晚期圣徒崇拜的不确定性质。“朝圣冲破了地区与社会边界，使人们脱离固定的地区，混淆了社会阶层与性别，使得个人象流浪者一样漫游。”[6] （P14）并且朝圣者的纪念物也提供了个人崇拜的中心。
    四、圣徒崇拜的价值取向
    从上述中世纪晚期英国圣徒崇拜的变化及其表现，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所蕴含的两种较为明确的价值取向。
    第一，民众在圣徒崇拜中日益具有明确的“自我取向”。在中世纪晚期的英国，圣徒被赋予了丰富的人性。圣徒经常是作为“善良邻居与知音”的民众形象刻画于祭坛屏饰及圣盒上。如亨利六世被描绘成生前是一位非常朴实的人，脚登农夫靴子，身穿农夫衣服；喜欢以非常朴素的装束出现于其求助者面前，穿戴如一朝圣者，未刮胡须，带着友善的微笑走来走去。“中世纪晚期的诺福克，特别是阮沃斯周围地区，是圣安妮崇拜盛行的中心，而且对该圣徒的崇拜也盛行于整个英国；因为圣安妮提供了一幅母性而非贞女的女性多育圣像……，她既体现了家庭观念，又体现了生育原则。”[13] （P181）
    同时，圣徒崇拜的私人化与个性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在中世纪晚期，英国民众对于圣徒崇拜已具有了自己的选择权。虽然它是由地理位置、出生、雇佣，或父母、教父母的选择等偶然性所赋予或被继承，但基督徒也拥有与其他圣徒建立亲密、依赖关系的权利，自愿虔诚地庆祝她或他所崇拜圣徒的节日，并荣耀他们的圣像。
    中世纪晚期信徒们的希望与爱好也被融入了圣徒崇拜之中。例如，当托马斯·莫尔坚持圣徒崇拜不需要教士提倡时，他作为一个中世纪晚期英国全体信徒的代表道出了信众们的心声：“我相信圣徒崇拜掌握于全体教会的灵魂、上帝自己的手中；该崇拜的见证者不仅仅是教士，而是全部基督会众。”[13] （P165）这也正如舍纳斯在《中世纪民众宗教：1000-1500年》中所言，“民众宗教表达了民众需要的真实情感，因而它源自于民众的内心，具有强烈的人性。”[11] （导言，P3）
    第二，在中世纪晚期，英国的圣徒崇拜还蕴含着“现实取向”。如斯旺森所言“显然，在我们所考察的历史阶段（1215-1525年），那些绝大多数实际上活着的和去世的圣徒，他们之所以成为圣徒的原因已变得相对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现在能够做什么，而不是他们曾经是什么。而正是他们作为代祷者在此时所能够发挥的‘威力’，是其成为圣徒的决定因素。”[12] （P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