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年墓志惊现西安
    2004年10月10日，中国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西北大学从民间收购一方唐代墓志。这块方形墓志貌不惊人：上部覆斗形的“盖”为青石，边长约37厘米；下部的“底”为白玉石，边长约39厘米。上下石料既不统一，墓石的尺寸也偏小，在现存的唐代墓志中规格不算很高。
    然而，墓志记载的内容，引起世人广泛关注。盖面用篆书分四行刻有12字：“赠尚衣／奉御井／府君墓／志之铭”。底面用楷书分12行刻有171字（方框内为阙字，异体字照录）：
    关于墓志文的句点、判读、补字，中日学者间存在较大分歧，中国学者间意见也未趋统一，笔者的解读方案如下（文字置换为通用简体字）：
    “赠尚衣奉御井公墓志文并序
    公姓井，字真成。国号日本，才称天纵。故能命远邦，驰聘上国。蹈礼乐，袭衣冠；束带朝，难与俦矣。岂图强学不倦，问道未终；遇移舟，隙逢奔驷。以开元廿二年正月□日，乃终于官弟，春秋卅六。皇上伤，追崇有典；诏赠尚衣奉御，葬令官。即以其年二月四日，窆于万年县浐水原，礼也。呜呼！素车晓引，丹旐行哀；嗟远兮颓暮日，指穷郊兮悲夜台。其辞曰：‘乃天常，哀兹远方；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归于故乡。’”
    墓主井真成是一位埋没千余年的日本遣唐使。他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去世，年仅36岁。唐玄宗追赠从五品上的“尚衣奉御”，敕令以官费安葬，堪称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段美谈佳话。
    查检日本遣唐使年表，井真成入唐时间框定在717年或733年，综合考量各种因素，笔者判定717年随第九次遣唐使来华的可能性最大，同一批遣唐使中还有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玄昉等名垂青史的人物。
    这方墓志在学术界引起轰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在现存实物中最早出现“日本”国号，引发日本国号乃唐朝所赐之类的议论。而对一般民众来说，真正感人的是铭文中的最后两句：“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归于故乡。”
    墓志还传递着鲜为人知的诸多信息，在某些局部问题上很可能会改写历史，因此中日两国学者都在潜心破译，提出不少富有创见的观点。笔者在此不揣浅陋，围绕井真成与唐国子监的问题略陈管见，以求教于大方高贤。
    二“留学生”与“学生”
    从中日两国的媒体报道看，几乎均称井真成为“留学生”。这个称呼看似无可厚非，但还是有些商榷余地的。
    首先，“留学生”这个词汇，除了《旧唐书》、《太平御览》提到日本“留学生橘免势”外，《四库全书》未见其他用例，推测是日本独创的“和制汉语”；其次，成书于720年的《日本书纪》对入隋唐求学者，一概不称“留学生”；再则，成书于797年的《续日本纪》中，“留学生”一词最初出现于735年的记事。
    据墓志记载，井真成于734年去世，推测717年随第九次遣唐使入唐，那时“留学生”作为专用术语，大概还没有问世。值得注意的是，608年日本首批派往隋朝求学的僧俗，《日本书纪》对两者的身份明确区分：学习佛教的称“学问僧”，学习其他的叫“学生”。①
    在《续日本纪》以后的史书中，称呼呈现细化趋势，如出现“请益”、“住学”、“留住”、“留学”、“还学”、“游学”、“求法”等词。这些称呼随时代而变迁，不仅是东亚局势互动的产物，同时标示求学者特定的身份。比如说，日本向隋唐派遣僧俗求学，但派往朝鲜半岛的仅限于“学问僧”，说明“学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特殊形态。
    “学生”和“学问”均是中国词汇，从“学问”派生出“留学”与“还学”，则属日本独创，区别在于求学时间的长短。“学生”的原意指隶属官学的生徒，以学习经史为业，日本遣唐专攻一门技艺者，称作“请益生”，两者虽有时间长短之分，但主要在学习内容不同。
    《日本书纪》中凡言“学问”必指僧侣，如称“学生”定为俗士。《续日本纪》以后，也基本遵此惯例。虽然“请益生”和“请益僧”、“留学僧”与“留学生”逐渐互用，但僧侣不言“学生”，俗士不称“还学生”，说明区别还是存在的。②
    花费如许笔墨推敲称呼，目的是为了确定井真成入唐时的身份。如果推定井真成于717年入唐，那么同行者中的“学生”可举出阿倍仲麻吕、吉备（下道）真备，“请益生”则有大和长冈，“学问僧”如玄昉等。井真成长期滞唐，墓志说他“强学不倦，问道未终”，应属于“学生”身份。
    “留学”是一个后起的日本词汇，相对于“还学”而言，指不搭乘原船回国、滞留唐朝求学的僧俗，而“学生”则是与中国科举制度关系密切的术语，特指入籍官学、修学经史的生徒。如然，则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井真成三位“学生”，与专攻律令的大和长冈不同，其目标俱为进入唐朝的官学。
    “学生”和“留学生”虽一字之差，但前者是中国词汇，后者是日本词汇，两者的文化背景及文章脉络有所不同。“学生”是《日本书纪》的专用术语，特指求学中国传统文化者，“留学生”则始出《续日本纪》，兼指长期求学的僧俗，两者的使用时代及学习目的应加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