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门学助教赵玄默
    谈到这里，笔者又想起《旧唐书》中的记载：“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胪寺教之。”此记事有些唐突，遣隋、遣唐使数十次来华，请一位国子监教官在鸿胪寺授课，可谓空前绝后。
    日本有些学者对此做出种种推断，如认为“赵玄默也许兼任鸿胪寺官员”，“日本留学生因为数量稀少……像井真成、吉备真备那样私淑特定学者的形态属于主流”等。⑧ 从中国史料来看，上述推断难以成立。
    如果几次应举而不中，转而私淑某位老师尚可理解，刚刚入唐就放弃进入国子监的念头，则日本选派的学生素质有问题；如果是入学资格不具备，则日本选拔制度存在缺陷。更何况四门学的大门是敞开的，即使对经书一窍不通，只要“聪悟有文辞史学”就能以“俊士”入学。
    顺便提一句，到了开元二十一年（733）五月， 唐玄宗又下了一道敕令：“诸州县学生年二十五已下八品九品子，若庶人生年二十一，通一经已上及未通经精神超悟有文词吏学者，每年铨量举选，所司简试，听入四门学充俊士。即诸色人省试不第情愿入学者，听。”（《唐会要》（学校））连年龄的门槛也放低了，甚至省试落第者也能自由入学。
    唐玄宗下的二道敕令，内容上前后连贯，宁可降低标准，也要积极鼓励有志学习者进入四门学。有这样优厚的条件和宽松的环境，唐人誉为“好学”的井真成、吉备真备为何踌躇门外呢？
    笔者推测，《旧唐书》所说的“请儒士授经”，大概是为三名学生进行入学辅导，时间不会太长，决不会是一种常态。遣唐使于开元五年（717）十月抵达长安，即使赵玄默立刻奉诏开课，他在“四门助教”的任上最长也不过两个月。
    赵玄默为学官，乃国子祭酒阳峤所荐，时与尹知章、范行恭等齐名，号为“名儒”。《旧唐书》（阳峤传）：“阳峤……又除魏州刺史，入为国子祭酒，累封北平伯，荐尹知章、范行恭、赵玄默等为学官，皆称名儒。”
    据《新唐书》（马怀素传），开元初以直国子监身份参与编写《续七志》，《玉海》（卷五十二）则把时间框定在“开元五年冬”。开元十三年（725），改集仙殿为集贤殿，丽正书院为集贤院，诏院内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上为直学士，时赵玄默以四门博士为直学士。
    赵玄默曾与群臣向玄宗献诗，玄宗赐各人赞辞。据《古今事文类聚新集》辑录的《赐赞褒美》，玄宗皇帝赐予赵玄默的赞辞为：“赵玄默才比丘明，学兼儒墨，叙述微婉，讲论道德。”
    六简单的结语
    井真成墓志记述简练，他在唐朝17年的生活不得详知，我们只能从唐代的背景资料及墓志的片言只语做些揣摩。
    按照以上推论，井真成应该进入四门学，接受朝廷衣粮资助⑨，基本生活就也有了保障。难以想像他在入唐时带来供近20年生活所需资金，也无法期待从本国托寄经费，这在9世纪民间商船发达后才有可能。
    但是，国子监学生是有年限的，唐宪宗元和初上奏的《科处应解补学生奏》（见《全唐文》），五年不堪应举、九年应考落第者一概除名。所以井真成即使进入四门学，最长不过九年。如果井真成参加考试，可能选择比较容易过关的明经。
    墓志说他“袭衣冠”、“束带朝”⑩、“终于官弟”、“葬令官”，俱暗示他已经出仕。“衣冠”不仅仅指鲜丽的装束，唐代有所谓的“衣冠户”，特指科举成名者；“束带”往往与“布衣”连用，表示身有官职（《柳宗元集》卷二十三）；“官弟”、“官给”更说明墓主并非布衣，唐玄宗追赠“尚衣奉御”，是个从五品上的高级官职，属于“士”的阶层，应该与他生前的官历有关。
    最后一个问题，相对于“尚衣奉御”的官阶而言，井真成的墓葬显得简陋。这大概与外国人有关，墓葬主要有家人、亲戚、宗族操办，身在异国的井真成不具备这个条件，就连官阶更高的阿倍仲麻吕也是“葬礼有阙”（《续日本纪》），所以不能完全以唐人的墓志标准相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