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国内市场狭小的日本实行了对外倾销以扩大海外市场的政策，并首先侵入了长期由英国把持的殖民地市场。在印度，日本棉织品销售量超过英国，而后者则利用宗主国的特权地位加大关税阻止日货的进入，直接导致了两国矛盾冲突的激化。同时，英美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市场争夺，两国在中国和南美等地的贸易争端不断升级。
    在经济危机中，国家间对市场的争夺使各国分裂对立的程度加深，同时在冲突中出现了以某个国家为核心的集团化对抗的趋势。继英国组建了“联邦贸易圈”后，法德等国也组织起类似的集团贸易市场，形成对自身有利的“经贸势力范围”。在国际金融领域，英美日等国纷纷宣布本国放弃“金本位”货币贬值，以贸易战中通过降价用“廉价”商品对别国进行“倾销”。彼此间金融联系密切的国家，也如法炮制地组成若干个诸如英镑集团、美元集团、金集团、日元集团等相互对立以保有自身利益的封闭的货币集团。资本主义大国的这种做法，扩大经济冲突的范围，在以国家为对立主体的同时加入了国家集团对抗的形式。
    贸易和金融领域的利益冲突使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分化，向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德意日等国，因资源、市场、资金等原因在与美英法等国的经济竞争中处于劣势，“企图使用武力来改变现状和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以利于自己”[16] （P442）。它们发展以法西斯体制为中心的高度统制的军事经济，试图通过军需工业，实现充分就业扩大消费市场，以缓解经济危机，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也随之向服务于军事扩张的方向转变。与此同时，美英法等国在关税、贸易和金融汇率等方面的利益冲突，导致了1933年6月召开的，为解决关税和货币问题的“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失败，这更加深了彼此的对立和分裂。
    资本主义世界之所以在经济危机后出现上述分裂，根本上是由于利己主义的经济利益观和国家间经济利益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以及以国联为核心的国际协调机制的失败。在此之下，各国间的矛盾更加复杂，经济矛盾日益演变为政治冲突，世界逐渐逼近战争的边缘。首先，各国间的经济矛盾开始上升为政治矛盾，用经济手段无法获取的利益，只有靠武力来夺取；其次，各法西斯化的国家由于利益和目标的类似而结成威胁和平的军事集团。与此相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内部却因国家间的经济矛盾，而不能形成维护和平阻止战争的合力。可见，经济危机后的世界已潜伏了爆发大战的基本条件。
    三
    在经历了经济危机的打击后，英美等国都片面地认为：经济利益是首要的国家利益，国家政策的重心应是尽快恢复国家原有的繁荣，提升本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这种思想对于恢复国民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同时也催生了各国狭隘的经济利益观。英美等国过分注重利己的短时经济利益，与法西斯国家发展经贸关系，壮大了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的经济基础。
    在欧洲，英德贸易并未因希特勒的侵略野心而下降，反而愈加密切。1936年英国对德的进出口贸易额分别占英国外贸的3.9％和4.5％[17] （P287-288），此后又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到1938年德国超过美国一跃成为英国的第五大进口贸易国[18] （P213）。即便在战争的数月前，英国仍继续加强同德国的经贸关系。1938年10月，英国贸易部的官员与德国驻英使馆官员秘密会晤。11月9日，英国提出新的英德贸易计划，即“英国及自治领-巴尔干国家-德国”三边“以货易货”计划，共同开发中欧市场。甚至在德国吞并捷克苏台德区后的1938年12月，英国工业联合会还与德国工业联合会举行预备会议，德国财政部长沙赫特也同时赴伦敦与英国当局就加强两国经贸关系进行非正式磋商。
    在远东地区，英国为了保住其在香港和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利益，以出卖中国关税主权及停止对华出口贷款的方式，从经济上绥靖日本。从1938年2月起，英国就背着中国政府与日本进行有关中国海关税收的谈判。双方于同年5月签订《战时中国关税抵付外债办法协定》指出：所有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海关，税收均存入日本横滨正金银行，1937年9月暂时被中国政府存入汇丰银行的缓付的对日庚子赔款应交给日本政府[19] （P14）。
    同样，美国也因为与法西斯国家存在经济利益关系而采取了绥靖政策。以1935年为例，美国全球投资总额为702550万美元，德国占据了当中的82860万美元[20] （P655）。在美国的各大企业中，“美孚石油公司控制着美德煤油公司6300万股本中550万马克，还控制着德国汽油公司股本的25％和德国真空油公司股本的100％”，而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则“占有德国通用电气公司股本的25-30％”[21] （P961）。诸如此类的投资关系说明美国在德国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与德国发生军事冲突将使其失去这些利益。
    在法西斯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时，美国对意月平均出口从原来的2.5万美元猛增至53.8万美元[22] （P368）。在德国法西斯的发展中，美国非但没有以经济制裁扼制其发展，反而与其大做生意以谋取一己之经济利益。仅在1938年美国就卖给德国1.67亿美元的物资，此外还向德国大量出售诸如化学制品、药品、石油等关键性产品。1934年美国石油界将价值1200万美元的石油售与德国，此后每年都有增加，到1938年超过3400万美元[23] （P131-132）。美国的一系列对德贸易，支援了法西斯的武力扩张政策，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丧失了根本的国家安全。
    在对日关系中，美国即便是在法西斯入侵中国东北后，也没有断绝与日本的经贸往来，商品的范围甚至扩大到了直接与军事相关的物资。在美国国内，反对经济制裁日本的呼声高涨，与日本有直接经济关系的美国企业界的主流主张政府与日本保持良好的关系。[24] （P81）许多国会议员也认为：“美国对中国一年的贸易额还抵不上美国与日本打一个星期仗的战争费用”[25] （P41），而与日本发生冲突更意味着将损失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3。1931年，美国将价值14万美元的枪炮弹药、近600万美元的工业装备、7000万美元的钢铁和1600万美元的石油卖给日本。在1933年到1937年7月期间，日本所需的90％的废钢铁、65％的石油和石油产品、90％的铜、45％的铅以及70％的军事工业机床均从美国进口[26] （P333）。而日本全面侵华开始后，美国对日出口的军事物资占总出口量的比例更是不断上升。1937年为58％1938年增至67％[27] （P85），到1939年美国更是向日本提供了其所需石油的90％[28] （P224）。美国的经济绥靖，虽然满足了本国的经济利益，但在物质上壮大了日本法西斯的军事实力，在精神上助长了其扩张的野心。
    总体看来，美英等国对法西斯国家的经济绥靖，根源于极端的利己主义国家经济利益观。面对危及世界集体安全的军国主义扩张，英美仍奉行经济利益至上的国家政策，没有充分认识到法西斯扩张对包括自身在内的国际社会集体安全的威胁。这种思想及其指导下的政策行为客观上加速了二战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