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赠礼行为的不合逻辑之处还有：因为割让西部领土，即意味着出卖当地官员的利益，同时埋伏了许多威胁东部国家安全的隐患；而割让首都罗马，尤其意味着断绝社稷香火，子孙后代必须背弃宗祠和祖墓，漂泊他乡；根据当时的政治传统，皇帝君士坦丁绝不可能仅仅由于“洗礼”而冲昏头脑，完全违背国法和宗族私利，做出自绝社稷宗族、得罪文武百官乃至剥夺儿孙后代在西部合法继承权的蠢事。退一步说，即使他作为一个基督徒有过这种打算，他也很难逾越来自罗马人民、文武百官、元老院和皇亲国戚等千百万异教徒的种种反抗和层层阻拦。[2]（p59～61）
    另据东罗马帝国晚期有关大位继承的档案和基督教的早期著作，直至君士坦丁晚年，帝国西部一直在他控制之中。瓦拉的《考证》引证了当时的宦官犹特罗皮乌斯（Eutropius）写的回忆录， 宦官说他亲眼看到了君士坦丁写给侄子朱利安的传位诏书。[2]（p67～69）
    针对“其三……（教皇）他们将被任命为贵族和执政官”，瓦拉批驳说，执政官可以选举或任命，贵族怎么可以选举或任命？执政官可以从元老、骑士和平民三个社会等级中随机选择，而只有出身元老家庭的人才能称为贵族。这里的动词“命令”的时态一般现在时和现在完成时混用，说明作者文理不通。[2]（p113）
    （三）对照帝国典章文物辨伪
    伪诏与当时的铸币不合。依照传统，改朝换代伊始要发行具有新朝帝王肖像的铸币。如果是罗马教廷发行的铸币，理应具有救世主耶稣或者圣彼得的肖像。可是，瓦拉指出，君士坦丁入教受洗以后直至瓦拉生活的15世纪，罗马流传的大量4世纪的金银铸币上雕刻的仍然是君士坦丁和他儿子们的肖像， 拉丁文“世界和平”（CONCORDIA ORBIS）也和皇帝受洗前的铸币铭文完全一样。铸币足以证明公元4世纪罗马没有发生改朝换代。[2]（p71）
    古罗马的钱币等官方铭文经常刻有“官印”。S.C.代表已经由“元老院”（Senatus Consulto）批准；S.P.Q.R.代表已经由“元老院和罗马人民”（Senatus Populus Que Romanus）批准。根据德尔图良⑤ 的记载，有一位教士比拉多（Pontius Pilate）给朝廷上书言事，因为抬头只写了皇帝提比略的名字，而忽略了元老院，导致元老院议员故意为此事和皇帝作对。可见，公元1～4世纪的罗马帝国元老院并没有完全废黜，至少帝国发布文告、授勋等项事宜，大多仍由元老院主持。然而，如此重大的领土割让文告，竟然完全没有提到元老院，足证中世纪的伪诏作者多么昧于古代罗马政制。[2]（p83～85）
    伪诏还与古代重要文件的载体材料不合。古代社会发布重要文告时，往往铸刻在耐久的金属或石头上。例如，摩西与上帝订立的盟约“十戒”是刻在石板上的；罗马最早的成文法是刻在12块铜板上的；马加比乌斯（Judas Maccabaeus,? ～161）签订的《犹太-罗马友好盟约》也曾刻铸在铜板上。而如此重要的《赠礼》怎么可能只有纸草和羊皮纸文本，却没有任何铭文？[2]（p81）
    至于赠给教皇的皇冠狄亚登穆（Diadem），《赠礼》说“是纯金做的，还有珍贵的宝石”。据瓦拉考证，君士坦丁时代的皇冠应该是绸缎甚至是粗布做的。《赠礼》一再强调它是国王的象征。但是，君士坦丁并不是国王，他也不敢自己称王，僭用王家礼仪；他仅仅是罗马人的将军／最高统帅（Imperator Romanorum），并不是国王（Rex）。哪里有国王哪里就没有共和国。 罗马在塔克文的王政时代结束以后，就禁止任何人称王。恺撒被刺就是因为怀疑他妄图称王。
    在古罗马时代，拉丁文名词imperator源自动词imperare（命令）， 兼有英文的“将军”（general）和“最高统帅”（emperor）两种含义。古罗马的元老院议员西塞罗曾经多次写道“马尔库斯·西塞罗将军向各位将军问候”（M.Cicero imperator illi vel illi imperatori salutem），因为问候者imperator（单数）和被问候者imperatori（复数）显然都不是“皇帝”。这是“将军”一词的含义在古代用法的有力证明。
    根据瓦拉的见解，即使在罗马帝国早中期，imperator 也是当作专有名词（peculiari nomine）“罗马人的元首，百官之长”（Romanus princeps,ut summus omnium）来理解和使用的，只是后来，即君士坦丁以后才演变为具有“皇帝”意义的专门称呼。在普通著作中，因为英语常常用emperor翻译imperator，不分时代，因此难免导致普通读者的误解。[2]（p105～107）
    （四）对照基督教的教义教规辨伪
    根据教义教规，所谓皇帝赠礼是因为“教皇给皇帝治好麻风病的回报”和“出于基督徒的慷慨捐赠”两种说法都不能成立。瓦拉认为，根据《圣经·旧约》，帝王的领土主权是上帝的特别赐赠。未经神的恩准帝王无权禅让。有史以来，神没有命令过任何帝王禅让政权和领土。擅自转让政权是亵渎神明，是犯罪。再说，圣经里明确要求给希伯来人自由，保护他们以免邻邦侵犯。可是，“皇帝”君士坦丁却在入教受洗以后仍然霸占着犹太领土没有解放。该礼让的不让，不该礼让的瞎让！既能慷慨转让西部帝国的广袤江山，为什么不能解放东部的弹丸小国犹太？这不是与基督徒“博爱和奉献”精神背道而驰吗？[2]（p33～35）
    《赠礼》的故事情节是仿照《圣经·旧约》的犹太先知以利沙为亚兰国元帅乃缦医治麻风病的传说改编的。⑥ 然而，在《圣经》里，为了报答治病之恩， 当初乃缦元帅仅仅答应赠给以利沙一些礼物，也没有把自己的一半财产赠给以利沙。君士坦丁如此东施效颦、故作多情，既不合国法也不合教规。[2]（p35～49）
    教皇受礼行为不合逻辑表现在：根据基督教教义，治病救人、行善积德本是所有教徒的职责和本分，慈善事业是不要报酬的。据《马太福音》，耶稣多次说过禁止信徒贪图钱财、恩惠和觊觎世俗政权的话。例如，第6章第19 节说：“不要为自己在尘世间积攒财宝……”第10章第8节说：“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 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施舍。”第22章第21节说：“恺撒的东西⑦ 应当归还恺撒。”作为彼得的继承者教皇希尔维斯特，怎么可能那么贪财，接受那么贵重的治病赠礼？联系早期教皇普遍安贫乐道的历史情况来考察，这种见利忘义、叛主背教的教皇行为，在教会腐败的中世纪或许可能发生，但是在相对古朴廉洁的公元4世纪是不可能发生的。[2]（p4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