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赠礼》的“其二，对于我们的圣父、有福的希尔维斯特……我们在此郑重赠予我们帝国的拉特兰府邸、我们（皇帝）头戴的狄亚登穆王冠，同时还赠予提亚拉王冠⑦、帝王脖子旁边经常佩戴的绶带、绛紫色的斗篷、猩红色的外袍以及帝王的所有衣饰；为了赠予指挥帝国骑兵的官阶，同时赠予帝王的权杖、配套的军旗、标旗、各种装备乃至显示帝王显赫的各种排场权利和我们权威的荣耀。”瓦拉批驳说：“啊！罗马的教皇们，你们为其他地区的主教做了犯罪的典型。根据《圣经》，世俗帝王的服饰、排场、骑兵及其所有的生活方式，难道是基督的代牧应该享用的吗？《赠礼》的作者不懂得，教皇应该穿戴亚伦④的服装，而不是世俗帝王的豪华服装呀”！[2]（p105～107）
    （五）针对没有隆重政权交接典礼辨伪
    瓦拉指出，按照当时的传统，无论禅让、册封或领土赠送等重大的仪式，理应在罗马公民的欢呼声中，正式邀请希尔维斯特到丘比特神庙举行祭祀或宣誓仪式；并当着众多元老的面，把新君引领到皇宫的宝座上，接受百官的朝拜；然后陪同新君到辖区各府巡游一周，接受地方官的朝贺。然而，所有传统应有的上述礼仪都没有提到。咄咄怪事还不止于此，文件竟然没有只字说明交接仪式在哪里举行，也没有提到罗马公民大会和元老院，更没有提到在场有其他官员的见证或襄赞。皇冠再加多半个帝国辽阔领土的赠送，描写得就像两个农民在暗中进行了一块面包的私相授受那样轻率简单。难怪自公元8世纪以来，不断有人撰文怀疑它的真实性。[2]（p29,63）
    历史事实是，直到教皇格列高利一世，基督教会没有关于掌握国家政权的任何记载。究竟希尔维斯特当初获得的皇冠和领土，在何时被何人剥夺？何以教皇兼任皇帝竟然一世而终没有继承？是在同一天得而复失的吗？为什么皇权的获得和丧失都没有流血流汗、没有舆论影响？难道帝国改朝换代的大事仅仅是基督教会的内部事务、内部秘闻？为什么当时西部各国千百万的世俗群众对此事一无所知，以至于没有半点声响留在其他历史记载之中？[2]（p65）
    （六）针对语言错误和逻辑混乱辨伪
    瓦拉第一次尖锐指出，拉丁文词语satrap（总督／大臣）、synclitus （元老院）、banda（军旗）、censura（证件／文件）、constitutum（命令／诏令）等词汇只是在公元8世纪中期才出现，而谎称为公元4世纪的伪诏频频使用了那时根本不存在的上述词汇，足见其伪。《赠礼》第4段“我们祝圣（sancire）并敕令（decernere）”用词不当；“今后的教皇不仅是神圣罗马教会自己的首领， 同时应该高于全世界所有神父及其主教的地位”，此句中的后半句行文粗野，语态、时态和词义都不正确。[2]（p93）
    针对“同时赠予帝王的权杖、配套的军旗、标旗、各种装备乃至显示帝王显赫的各种排场权利和我们权威的荣耀”中“权杖”一词使用复数形式，瓦拉批驳说：一个皇帝应该只有一根权杖（sceptrum），权杖岂能使用复数（sceptra）？[2]（p109）
    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堡还叫拜占庭，新都既没有建成也没有命名， 顶多还在拟议中或筹建中，怎么能在当时的文件上出现“君士坦丁堡”？《赠礼》还说：“我们王国的权力应该转移到帝国的东部，即拜占庭省（Byzantiam provinciam）。”那时候只有城镇拜占庭（Byzantium），根本就没有337年以后才可能出现的行省拜占庭（Byzantia）这个词！[2]（p95～97）
    称呼已故的圣彼得和圣保罗用“尊敬／有福的”形容词普通级“beatos”，称呼还活着的希尔维斯特反而用形容词的最高级“beatissimum”。语无伦次，岂有此理！
    二 瓦拉批驳《君士坦丁赠礼》学术得失的补充认识
    笔者曾在《劳伦佐·瓦拉的生平与思想》一文中开辟了一节专门论述瓦拉在批驳《赠礼》方面的学术得失。[1] 在此进一步补充以下3点新认识：
    （一）瓦拉辨伪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开创内证法，但尚未达到理论奠基
    正是通过列举二十多个名词、形容词用词不当、动词时态错乱、称呼不合古代礼仪和行文不合文件规范等言之凿凿的铁证，当时人都相信瓦拉最终揭穿、彻底论定了《赠礼》是伪造文件。为什么四百多年来，包括大学者但丁在内的许多人反复运用旁证批驳《赠礼》，都没有把它完全批倒批臭，而瓦拉在内外夹攻之时突出运用了内证法就能盖棺定论？它反映了文献辨伪的传统方法需要革新，应该以内证为主，而以旁证为辅。时代在呼唤古文献学（diplomatics）和古文字学（paleography）的诞生，语言考证在科学辨伪中信誉更高，威力更大，地位日益重要。1825年罗马教廷把瓦拉的墓穴迁葬在罗马最显耀的拉特兰大教堂里享受了豪华棺椁，供人祭奠瞻仰直至今天，恐怕就是为了破例表彰他在文献校勘与辨伪，特别是在拉丁语研究和翻译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现代西方文献学领域的大多数论著认为，校勘与辨伪的理论奠基人是瓦拉以后200年诞生的法国学者冉·马比荣神父（Jean Mabillon,1632～1707）。瓦拉只是西方文献校勘与辨伪方法的早期开拓者之一，尚称不上是理论奠基者。现代历史学对瓦拉学术成就的普遍夸大和误解，主要来源于19世纪末意大利学者曼西尼的名著《瓦拉传》[3] 的影响。20世纪中期以来，学科划分越来越细， 知识爆炸导致历史学对文献学内部的新近研究成果了解不够，融会不足，导致两个学科对瓦拉评价的彼此不一，也导致了我国史学界跟着某些西方人以讹传讹。
    通读《考证》还会惊奇地发现，与其说它是史学论著，不如说它是慷慨激昂的演讲词、感情用事的“大字报”。《考证》既没有提纲也没有小标题，只是循着《赠礼》原文的顺序铺陈，按照瓦拉的兴趣随机批驳，看到哪里就骂到哪里；既没有文献学的分类梳理，更没有方法论的总结概括。所有我们今天看到的所谓“瓦拉理论”，其实都是后人替他总结的。
    （二）《考证》文风的突出缺点是滥骂无忌
    本来，愤世嫉俗的正人君子出于公愤，撰文痛骂当时的昏君暴君奸佞小人，旨在振聋发聩促进铲除邪恶，古今中外代不乏人，无可厚非。但是，瓦拉用词过于污秽，滥及无辜。《考证》的论点论据很少是在心平气和的议论中提出的。他滥用感叹词Ah！Oh！过分浓重的煽情色彩，倒像是大学生论坛的辩论稿，或两军阵前的喊话稿。《考证》通篇使用第二人称代词“你”和“你们”，过多地采用疑问句、反问句、感叹句，把匿名的伪诏撰稿人、利用伪诏的历代教皇和信谣、传谣的历代愚民大众，一个一个拉出来，指着鼻子轮番嘲讽责骂。类似“流氓骗子”、“蠢猪蠢驴”等十多个拉丁语骂人词汇，花样翻新使用殆尽。被点名一再辱骂的，甚至还有前于瓦拉一千多年的古人，貌似有错实则无辜的希尔维斯特和君士坦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