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记》在俄罗斯的翻译
    (一)俄译《史记》的历史
    俄国关于《史记》的最早翻译见于18世纪。18世纪初叶，俄皇彼得一世为引俄入欧而在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推大规模改革，改革的推进需要一大批视野开阔、头脑深刻、知识丰富的人才。为此，俄罗斯国家在国内大举兴办教育的同时将大量贵族子弟派往国外学习，成就了一批有益于国家发展的有识之士。他们回国后，利用国内俄国报刊出版的繁荣，大规模地向俄国民众传播欧洲的先进技术和思想文化，并由此拉开了俄国启蒙运动的序幕。此后在叶卡特琳娜二世统治下的18世纪后半叶，欧洲启蒙思想在俄国大行其道，以法国为中心的中国热甚至也随之被裹挟入俄，回应着俄国因独享俄中陆路贸易在国际市场上为俄国带来高额利润而引起的俄国对中国日益浓厚的兴趣。正是在这股来自于欧洲中国热的风潮中，司马迁的生平与著作被介绍给了俄国知识界，见于俄国著名知识分子、宫廷翻译家维廖夫金(39)在1786-1788年间在彼得堡摘译出版的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的15卷本《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道德、习惯之记录》。俄译本为六卷本。(40)第一卷为中国历史，第二卷为《大学》和《中庸》的译本，第三卷为历史年表，第四卷为论埃及人与中国人、蚕、棉花植物，第五卷为中国的重要人物，第六卷为伟人、植物。在第五卷中介绍了司马迁的生平以及《史记》一书。在华早期耶稣会士百余年深入研究中国史籍的认识(41)，极大地丰富了俄国关于中国的知识。
    自1715年入京的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被称为“俄罗斯汉学家的摇篮”，是俄国关于中国的知识主要来源。俄国与中国西北部和北部相邻，在俄国认识中国的过程中，俄罗斯人首先关注的是与之打交道的满清的现状和历史，并由此推衍至满族与中国北部和西北部各民族的关系、中国北部和西北部各民族历史等。19世纪之前的俄国，汉学处于酝酿的萌芽阶段。1807年入华的俄国东正教第九届使团团长比丘林在华近十四年，被后世誉为“俄罗斯汉学的奠基人”。比丘林在北京期间勤奋阅读翻译中国典籍，《史记》、《御批通鉴纲目》、《前汉书》、《后汉书》、《金史》、《魏史》、《北史》、《隋史》、《全唐书》等都在他涉猎的范围之内。(42)回国后以在京积累的资料为基础展开学术研究，5次获得当时俄国奖励人文科学的最高奖杰米多夫奖。在1851年出版的三卷本的《古代中亚各民族资料》(43)中的第二卷中翻译使用了司马迁《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和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该书中比丘林向俄国介绍中国这个俄人知之甚少的国家：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历史说明，中国与其相邻和相距较远的东南亚和中亚各民族之间曾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度推行扩张政策。在此比丘林还运用《资治通鉴纲目》和《史记》中相关资料展开论述。
    苏联时期，俄译《史记》一直是1930年成立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工作计划内容。在科学院院士阿列克谢耶夫负责的中国室，中国史研究便是从翻译《史记》开始。1934年阿列克谢耶夫(В.М.Алексеев)带领其弟子舒茨基(Ю.К.Щ уцкий)、瓦西里耶夫(Б.А.Васильев)、杜曼(Л.И.Дyман)、彼得罗夫(А.А.Петов)、戈尔巴乔娃(З.И.Горбачева)、西蒙诺夫斯卡娅(Л.В.Симоновская)组成《史记》翻译小组，但政治波折和战争使翻译计划未能落实，只留下了阿列克谢耶夫翻译的散篇手稿。二战爆发后，东方学研究所被疏散。1943年主持汉蒙研究所工作的阿列克谢耶夫和龙果夫共同为研究所制定的汉学研究工作计划中包括“继续并完成司马迁《史记》的翻译”一项。阿列克谢耶夫节译的《史记》后来多次出版。阿氏《史记》译稿共十七篇，大都为《史记》各篇总括性内容的部分，涉及五帝本纪、项羽本纪、秦楚之际月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孔子世家、外戚世家、萧相国世家、伯夷列传、管婴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范睢蔡泽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屈原、酷吏列传、游侠列传、滑稽列传、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
    阿列克谢耶夫俄译《史记》的计划虽然未能实现，但营造了苏联汉学界研究中国历史的气氛和学术基础。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注重不同时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性质，研究在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并由此关注不同时期的农民起义和变法运动，逐渐形成了苏联汉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研究陈胜吴广起义的汉学家佩列洛莫夫(Л.С.Переломов)，在完成关于陈胜吴广起义的学位论文后，于1958年翻译发表了《史记·陈涉世家》。(44)
    二战之后，特别是1949年起，汉学研究在苏联东方学领域的位置更加重要，迎来了关于中国文学作品俄译的高潮。1956年，翻译家帕纳秀克翻译出版了节译本《史记》(45)，包括“列传”部分之十七种：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司马穰苴列传、孙子吴起列传、伍子胥列传、苏秦列传、张仪列传、乐毅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吕不韦列传、刺客列传、李斯列传、黥布列传、淮阴侯列传、韩信卢绾列传、司马相如列传。
    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副所长越特金(Р.В.Вяткин)酝酿全文俄译并注释《史记》。1957年，在德国马堡召开的第十届青年汉学家国际研讨会上，越特金就司马迁在史学史上的作用问题发言的同时，公布了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即将全译《史记》的计划。(46)在原本选用上，越特金选用了最早的《史记》三家注合刻本——黄善夫本，并结合1959年中华书局以金陵局本为底本的顾颉刚注《史记》为蓝本进行翻译。翻译过程中译者与中国史学界保持密切的学术沟通，与顾颉刚等中国学者通信，并利用访学中国的机会与中国学者交流，同时把中国史学研究状况介绍给苏联同行。与欧美学者的通信也开阔了越特金的视野，如美国汉学家顾立雅(G.Kril)、费正清、拉铁摩尔(O.Lattimor)、卜德(D.Вodde)、倪豪士(U.H.Ninhauzer)，英国汉学家特维切特(D.Tvitchet)和里耶维(M.Lievi)，德国汉学家弗兰格(G.Franke)，捷克汉学家波柯拉(T.Pokora)等。在中国学研究所，越特金与本所古文功底过硬的同事塔斯金(В.С.Таскин)合作，于1972年推出新版俄译注释本《史记》的第一卷(含《史记》卷一至四，即《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和《周本纪》)，1975年推出第二卷(含《史记》卷五至十二，即《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此后越特金独立翻译《史记》其他部分的内容。在1995年去世前，越特金出版了《史记》俄译注释本至第六卷(至此俄译共出版《史记》至卷六十)。越特金去世后，其后人在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高辟天(А.М.Карапетьянц)的帮助下，先后于1996年和2002年推出了《史记》俄译注释本的第七卷和第八卷，《史记》前110篇俄译得以问世。2010年越特金诞辰百年之际，俄译注释本《史记》第九卷问世，从而宣告世界上第一个欧洲语言全译注释本《史记》诞生。在俄译注释本《史记》推出的过程中，俄罗斯学者一直保持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2001年，俄罗斯《史记》研究的重要学者——莫斯科大学的高辟天、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克罗尔(Ю.Л.Кроль)和尼基季娜(М.И.Никитина)修订第一卷和第二卷《史记》俄译注释本，于2001年和2003年出版了越特金和塔斯金合作翻译的《史记》俄文译注本前两卷的修订版，修订内容包括《史记》俄文译注本的前十二篇。
    (二)不同时期俄译《史记》的特点
    俄罗斯翻译《史记》的百余年历程折射了俄国学术文化和俄罗斯汉学的发展历程，同时也反映了俄罗斯标准语的变迁，反映了俄罗斯汉学家和史学界对“翻译”理解的变迁。
    18世纪下半叶是俄罗斯民族文化发展成长的突变期，出现了钱德明关于司马迁及其《史记》介绍的俄译，《史记》在丰富俄国关于外部世界的国家、民族、伟人的知识的同时，为俄国自身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参照。
    19世纪30年代起，比丘林出版的关于中国的大量书籍，为俄国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国提供了依据。比丘林著作中大量关于中国的信息虽按当时的学术规范较少注明出处，但仔细比对可以明确地查索到其渊源。由于“匈奴列传”、“大宛列传”在比丘林著作在作为介绍中国边疆民族被转述借用，因而这里的翻译与当今的逐字逐句翻译差别很大。另外，阿列克谢耶夫看来，“比丘林的翻译常常比较随意、不准确、存在漏译，使用的是半教会斯拉夫语的风格”(47)。这是当代苏联学者比较认可的一种看法。苏联汉学家杜曼有如下较为典型的对比：
    公卿皆曰：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
    比丘林译为：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чины были того мнения,что с торжествующим неприятелем,недавно побудившим юучжы,трудно воевать.
    塔斯金译为：Все сановники сказали:Шаньюй только что разгромил юэчжи,нельзя(сейчас)нападать на одержавшего побед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