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的国际关系研究倾向集中于现在与未来，而不是过去上。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无疑已经被未来储存着什么给迷住了。现实主义理论家们追问：美国的支配地位将一直延续到遥远的未来吗？或者现有的单极状态将被证明只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暂时阶段？现实主义理论家们对此没有一致的回答。以沃尔兹（Waltz,2000）[1]为首的一些现实主义者坚持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无政府逻辑终将再次导致各国联合它们的实力，建立一个对抗美国的均势结局。其他由沃尔夫斯（Wohlforth,1999）[2]牵头的人则坚持认为存在着正在发挥作用的强大机制，从而难以形成能够成功地联合起来平衡美国的国家联合。另外一方面，自由制度论者，特别是伊肯伯里（Ikenberry,2001），[3]认为像沃尔兹和沃尔夫斯这样的理论家都对世界的时代持有错误的看法。他们认为1945年之后，当各国在公认的美国领导下开始把它们自己约束在一个多边机构的复合体中吮，国际政治经历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这些机构协助创造了一种深层的国际社会，这个国际社会一直在被不断增多的规则的实体捆绑在一起。美国已不再是一个自由的执法官，因为同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它也已经被大批的多边规则缠住了。
    无论我们的理论变得多么精致，来来都难以被完整地预言。进而言之，理解现实已经极为困难，就更别提未来了。或许我们可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在发展一种更为复杂的关于当前的观点的同时，提出几种未来可能的前景（Bernstein,2000）。[4]不管哪一种情况，人们愈来愈认识到，无论是理解过去还是理解未来，我们都需要更好地理解过去（Buzan and Little,2000）。[5]对于大多数来自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来说，理解过去是与理解欧洲的国家体系如何出现，继而又如何支配世界的其他部分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在国际关系理论家思考历史的方式上，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西方中心论的偏见。
    当然，如果说世界历史在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研究中被整个忽略了并不是事实。普遍认为欧洲是在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背景之中发展起来的。本文的目的是评论英国学派的成员把一种世界历史视角融进研究国际政治方法的尝试。但在集中于英国学派之前，我将先简要地回顾一下现实主义学派是如何尝试去接纳（accommodate）世界历史的。有人认为，在欧洲发展的时代之前，已经存在一种相当简单意义上的叙述世界历史的趋向，尽管荒谬的是在刻画（characterizing）前欧洲国际关系的问题上有两种截然对立的现实主义研究方法。一种方法与沃尔兹（Waltz,1979）[6]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由于被视为国际政治定义性特征的无政府的结构性影响，国际政治的基本模式在整个世界历史上就没有发生过变化。另外一种与吉尔平（Gilpin,1981）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世界历史可以被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以被描述为伴随着诸世界帝国兴衰的一个循环。之后，在1500年左右，伴随着一种由强大的独立国家组成的无政府体系的出现，一种新的模式在欧洲发展起来，欧洲的历史可以按照诸国家在这一体系内为霸权而展开竞争来叙述。可以被认为拓展至全球的正是这个体系。
    然而在西方，第二个方法通常与沃勒斯坦联系在一起，他是通过经济而不是政治视野切入这个主题的。本文也对他的方法进行了简略的评论。沃勒斯坦的阐释比吉尔平的阐释更为复杂，并且承认在无政府体系形成时，在诸帝国之间存在若干阶段。但这些阶段被认为是非常短命的。因而，这两种研究方法的问题，是都没有承认1500年以前的古代世界既以帝国体系长期占统治地位为主要特征，也以无政府体系长期占统治地位为主要特征。本文的第二部分将集中于英国学派的成员是如何努力接纳这一古代世界的特征的。
    现实主义的世界史观
    在现实主义者中间有一种依靠历史的强大趋势，以提出证据证明历史是连续而不是变化的，而且有一种有时被称之为“现实主义的永恒智慧”的持久不变的信仰。这种信仰一直是古典现实主义的一个特征，但它现在也表现为以现实主义的观点建立一种研究国际关系的社会科学方法的努力。新现实主义者特别倾向于用一种国际体系的思想揭示和阐释沃尔兹称之为国际政治永恒不变的“结构”（'texture'）。所以，沃尔兹想要做的就是发现一种用于解释“国际生活性质千百年来惊人的同一性”（Waltz,1979:66）[6]的说明。
    新现实主义出现于冷战的最后阶段，当时人们依然假定国际体系的两极结构仍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国际政治的不变特征。在那个时候，学术界的注意力经常被吸引到公元前5世纪结束之际雅典和斯巴达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占支配地位的国际政治的两极性上。新现实主义者确信他们已经构建了一种既可以应用于希腊城邦国家关系，也可以应用于冷战时代国家间关系的理论（Waltz 1979,Gilpin 1981）[6][7]所以，尽管他们乐意承认，从希腊城邦国家到20世纪末的超级大国，国际体系的构成单位已经戏剧性地发生了变化，但新现实主义者坚持认为与无政府国际体系联系在一起的国家行为的模式本质上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尽管同多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一样，新现实主义也被20世纪末苏联衰亡的到来所震惊，但他们从未怀疑大国的持续存在。相反，大国的兴衰被他们认为是国际体系的长期特征（Kennedy 1989）。[8]新现实主义者声称：尽管大国兴衰浮沉，他们的理论可以解释推定的国际体系无政府结构的复原力。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现实主义对世界历史的判定。吉尔平（1981:110-111）[7]说在欧洲国家体系出现之前，国际体系的世界史是以“统一和号令”（'unified and ordered'）它们各自国际体系的大帝国的继承或循环为特征的。所以，只是随着欧洲国际体系的出现，均势支配国际体系的思想才显露头角。吉本、孟德斯鸠、希伦、兰克、以及近来的汤因比和杜黑，都阐释过同一观点（Gilpin,1981:111）。[7]吉尔平认为古代世界帝国的循环，是作为居住在这些国际体系以外的蛮族行为的结果而在不断的运动中被保持下来的。
    吉尔平接受帝国的循环代表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模型，因为他承认城邦国家和封建制的重要性，尽管他没有尝试把这些特征配置到他的理论框架中去。他认为帝国的循环被三个相互关联的发展的出现所打破--民族国家、持续的经济发展和世界市场经济。这些发展的结合意味着帝国的循环让位于一种国际体系，这种国际体系是由均势和一种政治和经济霸权的接替所支配的。霸权国愿意提供体系内所有成员都能从中获益的公共产品。霸主的权势如同帝国的权势一样，总是要逐渐败落的，但与帝国的循环形成对照，在这个体系内永远有霸权竞争者，愿意诉诸战争以挑战在位的霸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