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这一文化思潮勃兴半个多世纪以来在西方不断引发出种种问题与论辩。后现代主义成分复杂，有些“委身”于其中的西方学者，假借对现代性进行全面质疑、对历史进行彻底反思的后现代精神，故意制造热点话题或伪造历史事实。这类情况看似是一般的学术争论，实际上却隐含着搅乱社会价值观念及其良知判断的深层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罗伯特·伊格尔斯通（Robert Eaglestone）凭借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敏锐的观察力，在综合利用真实资料的基础上，撰写了《后现代主义与否认大屠杀》（Postmodernism and Holocaust Denial）一书，有力地驳斥了试图否认德国法西斯屠杀数百万犹太人这一罪行的后现代学者。这部书由英国图像出版社（Icon Books,UK）和美国图腾出版社（Totem Books,USA）于2001年出版，列为“后现代交锋丛书”（Postmodern Encounters）之一，其中论及的问题、引证的资料与展示的学术观点，不仅给世人以警示，还历史以真实，而且表明了客观审视历史和维系正常价值判断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后现代主义与否认大屠杀》一书共分以下6部分：第一部分“导言：审判与体裁”（Introduction:Trials and Genres）简述了事件的背景，说明“审判与体裁”的原委；第二部分“否认的是什么？”（What Is Denial? ）指出该事件是一场虚假的论辩，断言大屠杀否认者佯装成历史学家以便欺世盗名；第三部分“历史的本质”（The Nature of History）着重论述历史的本质问题，提示真正的历史学家应当如何研究过去，应当了解谁在制造历史，应当明确语言和写作的本质以及自身的使命；第四部分“体裁的规则”（The Rules of Genres）主要从历史学的角度，阐述历史体裁研究的基本规则问题；第五部分“后现代主义、历史与本案的审判”（Postmodernism,History and the Trial）则分析了后现代主义、历史与本案审判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的误区；第六部分“结论：认清否认大屠杀的真实面目”（Conclusion:Seeing Denial for What It Is），其中作者再次提醒读者要本着历史的意识和人类的良知，认清否认大屠杀的真实面目及其险恶用心。
    2000年，轰动一时、充斥英国媒体的一宗法庭审理案件从1月11日开始，一波多折，持续三个月之久，人们将其称为“欧文审判案”（The Irving Trial）。此前，美国学者德博拉·李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女士在其所著《否认大屠杀：对于真相与记忆的不断侵害》（Denying the Holocaust:The Growing Assault on Truth and Memory）一书中，曾强烈驳斥了大卫·欧文（David Irving）否认大屠杀的观点，指责他是歪曲事实和篡改文献的纳粹辩护者。欧文借机以诽谤罪控告李普斯塔特，认为她的指责不仅破坏了他（欧文）“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合法性”，而且损毁了他的名声。为了戳穿“欧文利用法庭作为否认大屠杀的工具”的企图，本书作者伊格尔斯通采用19世纪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奥托·冯·兰克（Otto Von Ranke）的历史研究方法，强调要把历史学科建设成为“理解过去的科学”，要再现“实际发生了什么”。与此同时，他还列举了与大屠杀密切相关的具体数据与资料，这些数据与资料分别来自知名历史学家希尔伯格（Raul Hilberg）的专题研究《欧洲犹太人的解构》（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布朗宁 （Christopher Browning）的《普通人》（Ordinary Men）、戈德黑根（Daniel Jonah Goldhagen）的《希特勒的自愿杀人者：普通德国人与大屠杀》（Hitler' s Willing Executioners: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批判欧文的学者通过查阅原始历史资料，发现欧文篡改文献，将一个关键的句子改得面目全非，但欧文本人则称他是根据现存的历史资料得出的“结论”。这个句子实际上是盖世太保头目希姆莱的电话指令，原文是“Verwaltungsführer der SS haben zu bleiben”，意为“党卫军的行政领导务必留下”，译成英文便是“Administrative leaders of the SS have to stay”。欧文却把德语原文翻译并改为下列句式，“Administrative leaders of the SS.Jews to stay”，结果使原文的意思变成“党卫军行政领导。犹太人留下”，并强辩说，希姆莱在给党卫军军官的电话里是下令让“犹太人待在原地”，以此说明希姆莱是在拯救犹太人，而非屠杀犹太人。显而易见，在短短一句话中，欧文不仅篡改了一个关键词，把“haben”（即have）当成“Juden”（即Jews），而且有意背离通常的语法习惯，削足适履，将其强行断开。这无疑是蓄意为纳粹分子开脱罪责的一种伎俩，也充分说明“否认大屠杀理论并不是历史体裁的一部分，而是另一种体裁，是政治或煽动仇恨的演讲所用的体裁”。① 此外，欧文在情急之下常常扔掉了历史学家的伪装，其有些撰文读起来无异于一种反犹太的法西斯主义的谩骂。难怪本书作者伊格尔斯通利用代表新法西斯主义的“布里斯顿爆炸者”（Brixton Bomber）的例证作为警示，呼吁人们要认清否认大屠杀的真实面目，并提醒人们，否认大屠杀根本就不是历史，只是伪装得破绽百出的反犹太的种族仇恨。② 为此，伊格尔斯通还特别指出，作为后现代的一种认识，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历史在这个世界上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使我们所继承的文化成为多元文化。蓄意否认大屠杀的种族主义者恰恰仇视这种多元文化，因为它是在不同传统之间相互尊重和商榷的基础上形成的。多元文化的社会也只能是多元文化的融合、共存，而不是同化成一种文化的社会。
    伊格尔斯通在书中对欧文案进行的探讨，是为了通过“一叶知秋”的方式来反思否定性后现代主义的可能误区及其危害。在西方，对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种种指责与评判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目前依然在进行之中。后现代主义正式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期，并逐渐主导了西方思想界，其影响已经遍及西方社会的各个方面，其触角之多元、内涵之丰富是当代任何其他思潮所不能比拟的。许多反对大屠杀否认论的人们和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将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或文化相对主义相提并论，并且发现这些观点很有威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