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平等是现代社会的两大基本原则。它们是一对孪生子，同时诞生于资本主义发轫生长之初的思想解放运动。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把人当作“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反抗宗教的和世俗的权威对人的统治和对人性的压抑。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欧洲启蒙思想的巨擘们高擎起理性主义的旗帜，反对以人身不自由、门第不平等为基础封建专制制度，强调人的理性，倡导每个人与生俱来地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从而确定了资本主义价值观--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自由与平等。在此后发生的美国和法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风雨中，自由与平等这对双生子共同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法国《人权宣言》开宗明义写着：“在权利方面，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美国《独立宣言》宣布：“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样，自由与平等合力打拼，完成了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最初胜利。
    自由与平等虽然同根同源，却代表了理性主义的两个不同方面。一个是主张思想自由、经济自由、科学进步、社会发展的工具理性；一个是要求天赋人权，实现人人自由平等的人文理性、价值理性。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建设时，在针对封建制度的战斗中，两种理性各自所代表的自由与科学，社会公正与自然秩序是并行不悖的。也就是说，作为手段的理性，即强调自由，推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工具理性，与作为目的的理性，即强调平等，实现每个个人的解放的价值理性是相一致的。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两种理性之间的平衡与和谐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工具理性横扫一切的推进。19世纪被人们称为是“自由主义的世纪”，自由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大西洋两岸的资本主义国家大行其道，“Laissez-faire”（法文，放任自由）成为那个时代的箴言。在自由主义的引导下，18-19世纪的资本主义创造了工业革命和工业进步的巨大历史功绩。但是，启蒙精神中追求个人解放，人人平等的价值理性却被淹没了，社会平等被忽视。突飞猛进的资本主义在碾碎了以出身为基础的封建性质的不平等之后，造就了新的巨大的社会差异。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阶级悲惨的生活状况和资本家的巨额资本积累形成的强烈反差，这是新的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与封建性质的以出身不同而决定的机会不平等相比，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的不平等所彰显的是结果的不平等。在一定意义上，是资本为实现最大利润而自由运作所造成的不平等！
    一
    进入20世纪，经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获得了远远高于19世纪的生产能力。虽然19世纪末欧洲福利国家建设开始起步，20世纪初美国也出现限制垄断自由发展的进步主义运动，但是，整个社会仍然以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为根本依归，社会平等被忽视。结果，不仅社会矛盾尖锐，经济发展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濒临崩溃的边缘，19世纪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总危机似乎正在来临。30年代的大危机充分证明，完全依靠“看不见的手”--市场自由运作的力量和自由竞争来决定经济发展的自由经济机制已经失灵，自由主义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
    面对如此深刻的危机，一些富有远见，又不乏务实精神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如罗斯福和凯恩斯等人，提出了拯救和改造资本主义的措施和思想，这就出现了20世纪资本主义的第一次调整--罗斯福新政，以及二战后在西方国家出现的在内在逻辑上与之一致的一系列改革。罗斯福“新政”首次大规模利用国家权力对经济进行直接管制，颁布《紧急银行法》、《农业调整法》、《工业复兴法》，整理金融秩序，削减农业产量，规范工业生产竞争法规。“新政”遇到信奉自由放任政策的保守势力的反抗，1935至1936年《工业复兴法》和《农业复兴法》先后被最高法院宣布违宪。1935年之后，罗斯福利用弱势群体--广大工人要求改革的社会压力，依靠劳工组织的力量，克服重重困难，通过了《社会保险法》、《全国劳工关系法》和《公平劳动标准法》，从社会层面上把改革推向深入。
    20世纪资本主义的第一次调整是在资本主义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危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蒸蒸日上的世界形势下开始的，因此调整中社会目标放在了突出的位置。“‘新政’的意义远远超过经济领域，也超过一般的改良运动，不论其提出者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它造成了资本主义的一次深刻变革，或者可以说是一次再生……”[1]（P.134） 从经济角度上看，“新政”改变了国家资本主义“守夜人”的角色，开启了国家干涉经济的模式。但是，更深刻的变革在于理念的变化。罗斯福在其就职演说中，把传统的信教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结社自由，改为新的“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这就在自由之中加入了社会平等和经济正义的元素，这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洲和美国盛行的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重要修正。事后，罗斯福在谈到“新政”时说：“为了永远纠正我们经济制度中的严重缺点，我们依靠的是旧民主秩序的新应用。”这里，“新”的涵义之一，就是国家通过养老金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对无谋生能力者提供救济，限定被雇佣者的最低工资，承认工人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利等社会立法，实现平等和公正对自由放任的抑制。“新政”还在进行的时候，最先举起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大纛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中说：“我们把您任总统之日作为一个新的经济时代的开端。”这次调整，使19世纪经典意义上的自由资本主义发生变化，自由主义中注入了平等和公正的元素，自由主义演变成“新自由主义”，自由与平等之间有了一个平衡。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的科技革命给资本主义注入新的发展活力，从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的灭顶之灾中死里逃生的西方各国乘此强劲东风，开始了资本主义的重建。在重建的过程中，西方各国扩大并加强了在战前就已经开始的社会调整。他们一改以往让资本自由运作的做法，国家政权积极干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在让资本有利可图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社会平等，让社会底层的人也能够生活下去。因此，在西方有人把战后的资本主义称为“再生”的资本主义。这“再生”的含义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新科技革命所造成的新的物质技术基础；二是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调整。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说，战后“国家指导性经济迅速扩展”，“这种扩展的目的是拯救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制度”[2]（p.70）。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评论：“这个奇异的世纪，最矛盾和讽刺的真相之一，就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的的十月革命，其所造成的最悠久的成就，却反而救下了它的死敌一命，战时已经如此，平时亦然。”[3]（P.11） 社会主义苏联存在的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义的刺激和挑战，促使它改革，意识形态上作为社会主义标签的“计划”经济和平等原则又给了资本主义以改革的灵感。战后，西方各国福利制度逐渐完善，在欧洲一些国家，比如英国和瑞典，建立了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制度。这些都是朝向消除社会不公、实现社会平等方向调整的体现。
    然而，“自由和平等之间没有一个天然的平衡点，也没有任何一种能使两者同时达到最大化的方法”[4]（P.11）。早在19世纪资本主义刚开始蓬勃发展时，托克维尔就明确指出，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紧张状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无法根除的”[5]（P.331）。政府花在国民健康保险和福利保障上的每一个铜板， 都意味着对私人企业主征税的相对增多和企业资金投入的相对减少。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实现平等要求的每一项努力，在一定意义上都意味着对其他人自由权利的侵犯。当然，贫与富、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关系绝不像一加一和一减一那么简单对立。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开辟“新边疆”时曾说：“如果自由社会不能帮助众多的穷人，就不能保全少数富人。”穷人就业率的增加和购买力的增长对于社会经济增长和富人赚钱是有积极意义的。60年代，美国约翰逊政府建设“伟大社会”，“向贫困宣战”--向富足社会中还存在着的部分人贫困的现象宣战，这是20世纪最后的一次向平等方向的社会改良。在其任期内通过了帮助低收入者的“医疗照顾”和“医疗援助”法，还有“中小学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为全体国民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把机会平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改革所依靠的是富足社会中丰裕的物质财富，更依靠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手段。政府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最高收入者的纳税额可占其收入的80％～90％。后来当了美国总统的里根曾说到，“当电影演员收入最高的时候，我挣的每100美元中只有10美元进了我的口袋”。可见，追求社会平等是以牺牲经济自由为代价的。平等和自由之间的矛盾在现实中就变成了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益之间的龃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