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世纪中期，在东地中海地区曾爆发过一次大瘟疫，由于时当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统治，后人因此称其为“查士丁尼瘟疫”。有关这次瘟疫的史料主要来自当时的作家普罗柯比。他在其著名的《战记》一书中比较详细生动地记载了这次瘟疫爆发和在首都君士坦丁堡流行的情况。然而，有些学者因为普罗柯比模仿古典史家的写作风格而蔑称其相关记载是伪造之作。有人提出：“他甚至不能放过利用瘟疫来模仿古典作家描述雅典大瘟疫的机会。以便与古人的范本媲美。”① 虽然大多数学者对其记载的可靠性没有产生怀疑，但是，对否定普罗柯比记载真实性的意见也未进行细致的批驳。例如，以研究古代瘟疫而著名的斯米斯虽然不同意上述意见，但是仍然认为：“有很多理由表明，普罗柯比刻意模仿修昔底德的作品。普罗柯比在其《战记》前言中，声称他‘认为，雄辩术需要思维敏捷，讲神话适用诗歌，历史则求真实’（War,I,1）。这段话强调出修昔底德作品的真实，也反映出普罗柯比力图使读者相信他记载的历史。……他还仿效希罗多德，把匈奴人称为玛撒该塔伊拉人，把波斯人称为美地人②。……所有这些意见使普罗柯比的有关记载都成了问题，人们怀疑他直接借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相关部分来描述这场瘟疫。”③ 这种意见形成的原因在于许多作者没有直接而认真地阅读古代作家的原文，缺乏细致的比较分析。笔者在读史中，深感以下要点需要提出：
    一、关于对瘟疫记述的目的
    普罗柯比就此写到：“在这些日子里，发生了一场几乎使人类全被灭绝的瘟疫。人们完全不能以语言来表达或用头脑想象对这次灾难的任何解释，除非只有把它说成是上帝的惩罚。……我要谈到的是这个疾病起源的地方和它摧毁人类的情景。”修昔底德的相关文字是这样的：“他们（斯巴达人）到亚狄迦之后不久，瘟疫就首先在雅典人中发生了。……医生们完全不能医治这种病症，因为他们经常和病者接触。任何技术或科学都毫无办法。向神庙中祈祷，询问神谶等等办法，都无用处……我自己只描述这种病症的现象，记载它的症候；这些知识使人们能够认识它，如果它再发生的话。”④ 虽然他们对瘟疫的爆发都表示了无奈，但是前者把它归于“上帝的惩罚”，后者则更多的是客观的描述。由此，前者注重的是记述瘟疫肆虐的情况，而后者注意的是为后人留下关于瘟疫的知识，以便于当它再发生时人们可以识别它。这种区别的出现恰恰是两位作家所处历史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结果，普罗柯比的字里行间反映着基督教徒对上帝的信仰，而修昔底德记载中表现出古典时代近乎冷酷的理性思维的特点⑤。
    二、对瘟疫起源地的推测
    至于瘟疫起源地，普罗柯比认为“它最先从居住在佩鲁希昂（Pelusium）地方的埃及人开始流行，而后分两个方向传播，一个方向传入亚历山大和埃及其他地方，另一个方向传入靠埃及边境的巴勒斯坦地区。由此它适时蔓延扩散，传遍整个世界。”修昔底德并不像普罗柯比那样细致地描写瘟疫流行的情况，他写到：“据说，这种瘟疫起源于上埃及的爱西屋比亚，由那里传布到埃及本土和利比亚，以及波斯国王的大部分领土内。它在雅典突然出现，首先得这种病的是庇里犹斯的居民。”⑥ 这里，两位作家都提到了埃及，但据吉本考证，这个地方位于“埃塞俄比亚沼泽地和尼罗河东流域之间”⑦。事实上，地中海沿海各地区之间自古就有密切的联系，罗马帝国的建立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联系，拜占庭帝国则延续了这种传统。作为该地区人口比较稠密、环境湿热更有利于疾病产生和流行的埃及，特别是沿尼罗河的上埃及地区从古至今就是地中海各类疫病发源地。而欧洲和地中海北部沿海地区的生态环境“普遍寒冷、潮湿、土壤多呈酸性”，既不利农耕也不易成为瘟疫发源地⑧。
    根据现代流行病学专家的意见，修昔底德和普罗柯比记载的两种瘟疫的发源地是有区别的。由于前者记述不详尽，后人至今未能确定雅典瘟疫属于何种疾病，例如格罗特认为是发疹伤寒，因其病症和斑疹伤寒的病症较为类似，但是有人推测其为埃博拉出血热⑨。如果修昔底德记载的雅典瘟疫确定为伤寒，则其病源地应在“较寒冷地区的农村以及高寒山区”，那么修昔底德的推测就出现了失误。相反，如果雅典瘟疫是埃博拉出血热，则其发源地点当在非洲⑩。现代学者对于普罗柯比记载的“查士丁尼瘟疫”没有异议，确定为鼠疫，而鼠疫“全部分布在北纬45°和南纬35°之间”，其病源地在湿热的东非和埃及也大体可以肯定（11）。近年来，一些研究者更进一步追寻埃及瘟疫的来源，提出了中亚是原发地，病菌随商旅和军队传入埃及的意见（12）。但是，依据历史大事年表可以发现，埃及是最早出现疫情的地区（541年），第二年春季瘟疫扩散到首都君士坦丁堡，543年意大利、叙利亚等地成为疫区，波斯是最后发生瘟疫的地区，其传染源是东地中海的安条克，病菌随入侵到此地的波斯军队传播终成大规模瘟疫，并迫使疫病流行的军队撤退，波斯人与拜占庭人遂于545年订立休战协定（13）。显然，普罗柯比的记载更符合历史事实。
    三、对症状的描述
    古代希腊和拜占庭医学虽然比较发达，但是仍然建立在经验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类似近现代医学实验的基础上。因此，现代学者的研究主要依据古代作家有关瘟疫症状的记述。根据普罗柯比和修昔底德对瘟疫症状的描述，我们可以肯定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瘟疫，因此对普罗柯比抄袭之说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
    普罗柯比就此写到：病人出现幻觉、高烧和昏迷，“渐渐地不愿意搭理他们自己喊来探视的朋友们……有的病人当天发烧，有的第二天，还有的几天以后，腹股沟淋巴腺不断肿胀，不仅在腹部以下被称为‘腹股沟’（βουβων）的身体特定部位，而且在腋窝，有时在两耳后和大腿的不同部位也出现淋巴肿胀”。“一些医生……打开一些肿胀部位，发现里面已经长满了一种奇怪的痈疽”（14）。大部分患者迅速死去，“那些腹股沟淋巴腺异常肿胀并破口流出脓水的病人逐渐摆脱了瘟疫并死里逃生，显然急性痈疽由此找到了排放的出口，而这一般也是恢复健康的标志。”（15） 史料中提到的发病症状均属于鼠疫病人发病初期发烧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症状”，即精神萎靡、衰弱嗜睡、出现幻觉、焦躁不安、谵语等，其中包括在清醒、睡眠和未知情况下的发病。根据流行病学，鼠疫潜伏期可以长达一周左右（16）。在此期间，病人发病的情况一定多种多样。这些描述与现代传染病学研究得出的疾病特点基本吻合。鼠疫使“淋巴结高度充血、出血、受累淋巴结可相互融合，周围组织水肿、出血。淋巴结内含大量病菌及其毒素，进入血流引起全身感染、败血症及严重毒血症状。如病变不断持续发展，即成为临床上的腺鼠疫。……又可引起原发性肺鼠疫。各型鼠疫均可引起继发性败血型鼠疫，极严重者可以皮肤、淋巴结或肺损害极轻，而迅速成为原发性败血鼠疫”（17）。三种主要类型鼠疫都表现出腹股沟（占70％）、腋下（20％）和颈部（10％）淋巴肿大，耳后及身体其他部位淋巴也同时发炎。一般缺乏有效治疗的病人可在2-3日内死亡，因发绀和瘀斑，死后皮肤常呈紫色，故有“黑死病”之称。如果病人淋巴结破溃，则病情缓解，可以存活（18）。普罗柯比记载的详细症状为后人确诊“查士丁尼瘟疫”为鼠疫提供了可靠的根据。
    而修昔底德的记述就简单多了：“身体完全健康的人突然开始头部发烧；眼睛变红，发炎；口内从喉中和舌上出血，呼吸不自然，不舒服。其次的病症就是打喷嚏，嗓子变哑；不久之后，胸部发痛，接着就咳嗽。以后就肚子痛，呕吐出医生都有定名的各种胆汁。这一切都是很痛苦的。大部分时间是干呕，产生强烈的抽筋；到了这个阶段，有时抽筋停止了，有时还继续很久。”（19） 由于斑疹伤寒和埃博拉出血热的症状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现代医学研究人员无法根据修昔底德的简单记述对雅典瘟疫作出准确的判断。这两种瘟疫的潜伏期最长都可达到21天，发烧时间长，多为稽留热，伴有出血、咳嗽、皮疹等现象，同时因高烧引起的头痛、恶心、呕吐、嗜睡、谵语等症状也无区别（20）。但是，无论如何，修昔底德记载的不是鼠疫，进而普罗柯比与修昔底德的记载有极大区别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