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瘟疫产生的社会恐惧
    大规模瘟疫往往产生深刻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在人类防治疾病能力相对低下的古代社会，人们的精神生活因此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瘟疫的高死亡率引发强烈的社会恐惧情绪，另一方面，由此导致普遍的绝望心理，特别是普遍出现的信仰动摇会改变人们正常的生活规律。两位古代作家在瘟疫的影响方面都有生动记载，但强调的重点不同。
    普罗柯比对瘟疫可怕的后果给以极大的关注，他写到瘟疫高峰时，每天死亡人数高达万人，社会逐渐陷于混乱：“他们将死尸扔进他人的坟墓，或为逃避检测或使用暴力。但是后来所有地方都变得混乱不堪、一团糟。奴隶失去了主人，而先前富有的人也失去了其家仆的伺候，仆人们不是病了就是死了。……这段时间里，要在拜占庭城大街上看到行人绝非易事……各类工作都停顿了，手艺人也放弃了所有活计，手工从事的各种其他工作也都是如此。的确，在一座完全停止了所有善事的城市里，饥荒十分肯定会导致骚乱。……在拜占庭城根本不可能看到任何穿着官袍的人，特别是当皇帝也传染上瘟疫的时候（他的腹股沟淋巴腺也发生肿胀）。”（21） 按照普罗柯比的记载，瘟疫在首都流行了4个月，其中3个月为瘟疫的高峰期。在此期间，死亡人数迅速增加。如果以90日计算，每天死亡5000人，则总死亡人数为45万人，按照现代学者对该城居民总数60万-100万的估计计算，死亡率当为75％-45％（22）。有的学者根据其他史料推算，提出此次瘟疫在君士坦丁堡的死亡率为57％（23）。如果考虑到还有一定比例的居民没有感染瘟疫的话，那么病死率可能更高（24）。修昔底德没有涉及雅典瘟疫延续的时间和死亡人数，他只是谈到瘟疫强烈的传染性和促使瘟疫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使雅典人的情况更加恶劣的一个因素是他们把乡村的居民迁移到城市里来，这件事对于新来者影响特别不好。他们没有房屋住，事实上他们在炎热的季节里，往往空气不流通的茅舍中，他们像苍蝇一样地死亡着。垂死者的身体互相堆积起来，半死的人在街上到处打滚，或者群集于泉水的周围，因为他们想喝水。他们所居住的神庙中，充满了死者的尸体，这些人是在他们中间死掉的。”（25） 后代学者依据他的记载无法对雅典瘟疫的严重性作出量化的推测。
    五、瘟疫产生的社会问题
    至于因瘟疫产生的社会问题，普罗柯比提到首都的粮食供应紧张、大量尸体的处理、社会习俗的改变：“那时，所有的葬礼习俗都被忽略了。死者出殡时没有习惯上采用的送葬队伍相伴随，也没有为他圣咏唱送葬颂歌”，特别是在面临死亡威胁时“那些先前的竞技党成员也把相互间的敌意搁置一边，一起参加死者的葬礼仪式，他们亲手为那些和自己的党派毫无关系的死者扶灵安葬。……大多是被突然发生的变故完全吓坏了，这么说吧，当他们将要突然死亡时，自然会完全被迫地学得拘谨斯文起来。但是一旦他们摆脱了瘟疫痊愈并感到自己已经安全没事了，就立即恢复了卑鄙丑劣的本性，变本加厉比以前更甚，和他们刚刚做的善事完全不同，有天壤之别，其卑劣邪恶、肆意妄为、无法无天，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26）。综合分析，普罗柯比所记涉及两方面，一是官方极力组织人力和调拨财力参与抗击瘟疫，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方法阻止瘟疫的蔓延，因此只能在处理尸体上采取一些简单原始的措施，草草埋葬了事。正常的行政管理活动遭到破坏，原本由政府负责的粮食供给不能得到保证，出现了饥荒，而食品短缺不仅加强了瘟疫的破坏力，而且造成了城市动乱。君士坦丁堡是整个帝国的政治中心，庞大的官僚机构和众多的官吏是首都的一道风景线，但是在鼠疫流行期间，街道上看不到贵族官吏，行政活动显然陷于停顿状态。另外，民间生活也受到极大冲击，城市各行各业的生产活动停止了，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相关的商业贸易和手工业正常活动都因疾病而中断。更为严重的是，在死亡恐惧生活下的人民信仰动摇，正常的伦理道德也受到冲击，普通民众改变生活习俗，邪恶歹徒则乘机作恶，社会秩序一度陷入混乱（27）。
    修昔底德虽然对雅典瘟疫本身的记载不详细，也没有像普罗柯比那样推测死亡人数，但是在瘟疫对社会生活影响方面却不惜笔墨，他写到：“最可怕的，是当人们知道得这种疾病时，即陷于绝望中；因此他们马上就采取一种毫无希望的态度……那时死者的家属为沉重的灾难所压倒，以至于放弃了哀悼死者通常的习惯……因为这个灾祸有这样压倒的力量，以至于人们不知道下一次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对于宗教上或法律上的每条规则都毫不关心。过去遵守的丧葬仪式，现在都不遵守了……在其他方面，由于瘟疫的缘故，雅典开始有了空前违法乱纪的情况。……他们现在公开地冒险放纵的行为，这种行为在过去他们常常是隐藏起来的。因此，他们决定迅速地花费掉他们的金钱，以追求快乐，因为金钱和生命都同样是暂时的，至于所谓荣誉，没有人表示自己愿意遵守它的规则，因为一个人是不是能够活到享受光荣的名号是很有问题的。……至于神祗，他们认为敬神和不敬神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看见好人和坏人毫无区别地一样死亡。至于违犯人为的法律，没有一个人预料他能够活到受到审判和处罚的时候；反而每个人都感觉到，对于他已经下了更为沉重的判决，正悬在他的头上，他想在这个判决执行之前，得到一些人生的乐趣，这是很自然的。……城内的人们在死亡，而城外的田地则被蹂躏。”（28） 显然，修昔底德的相关记载比普罗柯比更有理性，不仅更有条理而且更全面，甚至深入描写了人们思想和心理变化的细节。如果说普罗柯比力图模仿修昔底德的写作风格，那么他至少在这方面学习得还不到位。
    普罗柯比是6世纪拜占庭帝国最重要的历史作家，他生于巴勒斯坦地区的恺撒利亚的贵族家庭，接受过系统的教育，知识渊博，才能出众，曾受聘于一代名将贝利撒留，以其秘书和法律顾问的身份参与指挥了多次重大战争，这些经历为他后来的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542年，他受贝利撒留的牵连，回到君士坦丁堡，恰好赶上了瘟疫。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当时崇尚古典作家的环境中一定熟读了修昔底德的作品。但是，他没有必要抄袭一部脍炙人口的作品而惹来他人的指责。同时由于“查士丁尼瘟疫”完全不同于修昔底德记载的瘟疫，他也没有什么可以“借用”的。
    综上所述，普罗柯比和修昔底德对两次大瘟疫的记载，无论在记述的目的、对病源地的推测，还是在对瘟疫发作、症状、后果和影响诸方面都存在极大区别。因此，怀疑普罗柯比“直接借用”修昔底德记载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根据普罗柯比本人的生平和其同时代作家的记载，人们应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普罗柯比有关“查士丁尼瘟疫”记载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