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资本主义朝向平等方向的社会调整刚刚停缓不久，调整的负面效应就显现出来。1973年，一场始发于英国，扩展至美国、日本、联邦德国和法国的经济危机爆发了。这场危机是因石油危机而引发的。危机之后，西方各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减缓。经济低速增长甚至停滞、高失业率与高通货膨胀三种问题纠缠在一起，互相制约，医治每一个问题都会造成其他问题的负面的连锁反应。这种以往罕见的经济现象被称为“滞胀”。“滞胀”局面的出现与战后西方国家政府干预经济和福利国家的建设有关。国家开支过大，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造成通货膨胀。低收入者过分倚赖福利制度，中高收入的人认为自己的辛勤劳动养活了懒汉，不公平，劳动积极性受挫，致使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就业机会减少。这表明，战后西方国家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失灵。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以“里根革命”和“撒切尔主义”为代表的新一轮调整。
    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次调整被称为“新保守主义”的改革。它是对“新政”以来“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一种逆向运动，是朝向自由，回归传统自由主义的一次调整。这次调整是在有利于资本主义的世界大环境中开始的，与第一次不同，在这次调整中经济目标放到了首位。调整的内容被归纳为“三砍一少”--大幅度减税，削减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严格控制货币流通量。与第一次“杀富济贫”寻求公正平等的调整不同，这一次是“劫贫济富”的行动。削减福利，削减补助，削减开支，国家给企业松绑。美国过去是建立规章制度最典型的国家，现在又是取消规章制度最有代表性的国家。其目的就是创造一种良好的客观环境，让市场自由发挥效应，让资本相对自由地运作，让企业家自由发展，让经济恢复自然的活力。1983年-1984年，美国经济强劲复苏，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分别为3.5％和6.8％。英国撒切尔夫人改革之后，1985年国民经济增长率达到3.5％。
    虽然这两次大调整的方向是相反的，但实质上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不同方式。就像当初“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者们不可能完全放弃自由主义原则来实现社会平等一样，“新保守主义”改革的倡导者们绝不是，也不可能完全回到过去自由放任的老路上去。在现代科技革命所造成的新的形势面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需要寻找一个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平衡，一个效益与公平的锲合点，以期既能保障经济自由和经济繁荣，又能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实际上，第一次朝向平等的改革，提高劳动者的工资福利，最终是为了扩大消费，提高资本家的利润，促进投资和生产；而第二次朝向自由的调整，抑制通货膨胀，增加投资和就业，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从根本上说，自由和平等本来就是相通的，而自由与平等两大价值之间的张力在这里得到利用。
    三
    90年代，冷战结束，全球化大潮汹涌，资本主义又开始了第三次调整。1998年9月，在纽约召开“第三条道路论坛会议”。会议由英国首相布莱尔首创， 美国总统克林顿、意大利总理普罗迪和保加利亚总理斯托扬诺夫参加。“第三条道路”在另外两个资本主义国家法国和德国也引起反响，成为20世纪后10年中欧美资本主义的“一道新的风景线”。
    第三次改革可以说是对前两次改革的反思和扬弃。“第三条道路”的始作俑者--英国首相布莱尔上台之前，英国保守党已经执政18年。“撒切尔主义”改革的效果出现颓势，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矛盾和弊端凸显。投资不足，竞争力低下，失业率上升。第二次调整中所奉行的极端私有化、片面强调市场竞争和“有产者”的民主政治理念，已经不能解决英国这一老牌资本主义的问题，需要寻找一种能克服前两次调整弊端的新思维，以适应这个不断变化的新世界。“第三条道路”的策划者，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试图超越传统意义上“左”与“右”，自由与平等的两分法，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的隔断，而是可以通约或者简约的。政府可以既吸纳市场经济中自由主义的作用，又兼顾以国家为媒介的实现社会平等和社会正义的力量，开辟出“第三条道路”来。他强调“市场的力量为公众利益服务”，强调建立国家与个人之间权利和责任的“新契约”，强调“摒弃阶级政治”，“寻求跨阶级的支持”。在具体做法上，布莱尔政府增加教育与医疗卫生的预算，提高大众的受教育水平和生存能力，改变传统福利国家通过“杀富济贫”的分配方式实现结果意义上的平等的做法，变对弱势群体的“预后关怀”为预先安排和“预后关怀”相结合。在经济上，实行“新的混合型经济”政策。强调规范化的市场的作用，不放任自流，也不过多干预，政府的主要作用是鼓励新经济，促进知识型和技术型企业的增长，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在对待福利国家的问题上，布莱尔政府提倡“无责任无权利”的积极的社会保障政策，国家不能包揽一切，个人在享受福利权利的同时，必须尽义务，寻求权利与义务的平衡。
    第三次调整的倡导者特别强调，“第三条道路”与“左”和“右”、自由和平等的关系，不是“Between（之间）”，而是“beyond（超越）”，不是二者取其中，而是汲取了二者之精华的一种新东西。他们力图建立一种“包容性社会（inclusive society）”。在这个社会中，机会的平等和结果的平等同样重要。他们相信“一种能动的平等模式或平等化能够为富人与穷人之间达成新的契约提供基础”[6]（P.203）。可以看出，这次调整的思路仍然没有超越经济自由与社会平等的框架。所谓的“超越”，不过是提取二者之中的有效的积极成分，避免各自的消极影响，使资本主义适应20世纪末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新形势。
    三次调整，三次蜕变，传统资本主义具有了当代色彩。自由与平等是现代社会的基础原则，它们之间的张力是资本主义发展演进的动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寻找自由与平等的最佳平衡点，是可以做的，也是应该做的，必须做的。
    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博弈和选择还将继续，历史不会终结。
    原文参考文献：
    [1] 资中筠、陈乐民。冷眼向洋[M].北京：三联书店，2000.
    [2]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92.
    [3] E.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4]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 托克维尔（1945年），第2卷，转引自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6] 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