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主义的力图使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其能力相适应， 在海外实行部分收缩的同时继续维护美国重大利益的政策，是对美国以往的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由于长期的全球侵略干涉而日益恶化的国际地位，而且促进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国际力量的分化和改组，并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福特和卡特政府的对外政策的主要出发点或借鉴。当然，正如前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所写道的：“从本质上说，无论是总统还是他的亲密助手都没有能够冲出冷战的影响范围，尽管他们比其他几位白宫的冷战斗士表现出更注重实效、更现实的态度。”（注：〔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中文版），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224页。）
    福特和卡特政府基本上继续实行尼克松政府的军事战略与外交政策。 在福特任内，最终结束了美国对印度支那的侵略，从而完成了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收缩；在对苏关系上，继续推行缓和外交并进行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随着苏联在第三世界加紧扩展势力，卡特政府在外交战略上作出了两项调整：第一，以“世界秩序战略”取代“大国均势战略”，以此巩固西方世界的团结和美国的领导地位，并以美中正式建交而终于实现了美中关系的正常化；第二，明确提出“人权外交”并宣布人权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原则，企图以此达到消除美国民众自越战引起的信任危机，在意识形态上战胜苏联促进东欧变革，进一步与苏联在第三世界展开争夺等多重目的。但是以强硬面貌出现的“人权外交”，其具体的运作却并不成功。于是以1979年美国盟友伊朗国王巴列维的垮台、美国人质危机和苏联入侵阿富汗为转折，美国提出了被称之为“卡特主义”的波斯湾新政策，声称“任何外来力量企图控制波斯湾地区，均将被认为是对美国切身利益的攻击，这种进攻将受到包括使用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的回击。”（注：美国人质危机是指1979年11 月伊朗学生将美国使馆工作人员扣为人质以要求引渡伊朗前国王巴列维和归还巴列维家族在美财产的事件，该事件于1981年1 月得以解决。关于卡特主义，参见托马斯·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中文版）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860页。）该政策表明美国正在对70年代以来的对苏缓和战略进行重大修正，将强调道义力量转变为强调实力，从而为里根政府以实力为核心的对苏政策奠定了初步基础。
    与尼克松至卡特政府的两极思维有所弱化相比，里根在其第一任期内， 继续推行美国战后一贯以遏制苏联为核心的全球战略，并具有更为明显的两极色彩，“完全回复到强调通过威胁和使用武力对苏联共产主义进行全球遏制的轨道”。（注：〔美〕杰里尔·A·罗塞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中文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20页。）在这种新遏制政策的指导下，里根结束了自尼克松以来的收缩态势，在军事战略和外交战略上作出了一些重要调整。
    在军事战略上，里根以重新谋求对苏军事优势为出发点， 提出了所谓的“新灵活反应战略”，（注：“新灵活反应战略”成形于里根总统的第一任期，并于第二任期正式提出。）其基本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要求美国拥有与苏联打两场大战甚至是短期的核交锋，同时在第三世界打一场“低烈度战争”的能力，并为此从事了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的最大扩军建设；第二，提出并着手实施“战略防御计划”，（又称“星球大战计划”，简写为SDI）， （注：该计划是要运用高科技手段， 在美国上空建立一种反弹道导弹的核战略防御体系，在敌方的导弹起飞、进入太空和重新进入大气层袭击目标的不同阶段，利用太空和地面武器进行层层拦截，以保证美国在核攻击时处于安全状态。关于这一计划，参见丹尼尔·奥·格雷厄姆：《高边疆--新的国家战略》（中文版），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10-313页。另外，该计划实际成为目前小布什政府坚持要建立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的先声。）将过去利用核报复来进行威慑发展为以核防御来进行威慑。
    在外交战略上：第一， 采取在美国的军事实力切实增强之前决不同苏联重开裁军谈判的立场，力图通过军备竞赛拖垮苏联并迫使后者认真谈判；第二，通过拒不向苏联提供最惠国待遇，限制高技术与产品的出口等方法对苏联进行经济攻势；第三，从两极的视角看待地区冲突，力图包揽中东和平进程、加强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并与苏联展开进一步争夺；第四，在意识形态领域强化对苏联的进攻和对共产主义的攻击，以期利用苏联体系中的裂缝来加速苏东政权的垮台过程。（注： 参见〔美〕罗纳德·里根：《里根回忆录--一个美国人的生平》（中文版），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第24页。）
    综上所述，从尼克松到里根第一任期， 美国的对外战略走过了一条从全球扩张到局部收缩再到结束收缩的曲线，与此相对应，美国的对苏政策也从缓和再次走向强硬。
    在美国进行一定的战略收缩和调整之时，苏联基本处于勃列日涅夫时期。 在此期间，苏联国内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有较大发展，核力量大大加强，因此，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相比，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对国际形势的总体看法既有相当的继承，也有重要的区别。对此我们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点：第一，勃列日涅夫认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继续加深，它的注定灭亡是越来越明显的了。第二，与资本主义体系正经历着总危机相反，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国际影响正在不断增长。到1977年，勃列日涅夫更是通过新宪法，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勃列日涅夫逐渐淡化了赫鲁晓夫的“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观点，认为现代战争既可能是核战争，也可能是常规战争，既可能是世界大战，也可能是局部战争，而“胜利将属于在装备上、理论上和士气上最有准备的一方”。（注：参见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四分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199、177、204页；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64页。）
    从上述对国际形势的总体看法出发，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国家大战略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