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保卫国家安全方面，勃列日涅夫将防御为主发展为先发制人为主。 这一国家大战略的变化，成为勃列日涅夫时期外交战略的基点从赫鲁晓夫的以缓和为主、追求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目标，发展为在全球展开战略攻势、积极介入、主动对抗、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进攻战略的基础。
    其次，在与西方的关系方面， 勃列日涅夫坚持赫鲁晓夫所实行的和平共处原则，并将该原则作为推行缓和战略的基础。但是勃列日涅夫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看作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阶级斗争的形式，“缓和绝不是取消，而且也不可能取消或改变阶级斗争的规律”。（注：〔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中文版），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年，第91页。）因此，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缓和战略不过是一种政治上的谋略，是为主动对抗这一积极进攻战略服务的工具，在他看来，缓和并不妨碍同美国的争夺，也不影响苏联在世界上以推行“苏联模式”和进行世界革命为借口而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这种积极进攻战略和缓和战略的双重指导下， 这一时期苏联对外政策要达到的主要目标是：第一，保持已经达到的与美国的战略均势，争取在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中取得进展，以便在质量上赶超美国。第二，争取通过缓和达到欧洲的和平、安全与合作，以利于苏联的多种利益。第三，进一步在全球扩张苏联的势力，与美国争夺对世界事务的领导权。第四，强化对东欧的控制，继续与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斗争。
    在美苏双方的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都进行了上述调整的情况下， 这一时期的东西关系既出现了缓和的高潮，又有着冷战对抗的加剧。
    东西方关系出现缓和高潮的最主要的标志是双方在核裁军方面取得一定进展， 即从前一阶段的以限制其他国家为主的部分核军备控制阶段发展为限制美苏自身的核武器数量的阶段，这就是美苏于1972年签署的《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即反导条约，ABM ）和《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即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SALTⅠ），以及1979 年签署的《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即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Ⅱ）。（注：美国政府和国会以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为由而推迟了对SALTⅡ的最后表决，1981年里根执政后，更是反对批准该条约，直到1982年双方才重开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这便是SALTⅢ，但无果而终。）这些条约的签订，是美苏在核军备控制上迈出的重要一步，表明两国都认识到没有节制的战略武器竞赛有害无益，确认了“相互确保摧毁”的威慑理论，承认了它们之间已经存在的战略均势现状，为两国的军备竞赛制定了游戏规则和竞争框架，有助于战略的稳定，并成为这一时期东西方关系缓和高潮的重要象征。但是这些条约主要是对双方战略武器的数量限制而不是质量限制，因此又为它们在更高质量层面上的战略核武器竞赛留下相当大的余地。另外，1975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召开，则使东西欧之间的冷战对峙得到了一定化解。
    但是东西方的冷战对抗并没有因为缓和而改变。在缓和达到高潮时，1979 年底苏军大规模入侵阿富汗，直接导致了缓和的热度急剧下降并引发了新一轮对抗，致使一些人认为东西方关系又进入了“新”冷战或“第二次”冷战和重新进行军备竞赛的时期，而“缓和”已经死亡。（注：参见T·E·韦德内：《1945年以后的世界，从1945 年至今的全球变化通史》（T.E.Vadney,The World Since 1945,A Complete History of Global Change From 1945 to the Present），纽约，1987年，第424页；赫尔穆特·施密特：《西方战略》（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10页。）至此，苏联的军事力量和霸权主义达致顶峰，但与此同时，它所追求的全球进攻和与西方关系缓和的大战略却已经搁浅。勃列日涅夫留给戈尔巴乔夫的是停滞不前的国内经济和极其失败的外交局面。
    在此期间，中国的外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不仅表现在197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且表现在中美关系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和处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高层领导人从国家安全的大战略出发而作出的争取与美国发展关系的决定，（注：1971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所作出的关于中美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台湾问题、印度支那等问题上中国方面应当掌握和坚持的8项原则， 可视为中国新的对美政策的全面而正式的确立。这些原则，参见宫力：《毛泽东怎样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见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70-287页。）最终带来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从中国的角度来说，这两件大事不仅意味着中国终于走出了美苏冷战的阴影，而且表明中国已经把自己的外交活动的舞台从东方扩展到整个世界。
    伴随“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 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开始了引人注目的调整，直至1985年才基本结束。这一调整的最重要的特征和基本精神是：第一，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放弃了以往坚持的大规模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提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正确论断。（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第二，中国对国际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提出要根据世界的发展趋势和自身的利益要求，以及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政策和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并实行真正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第三，承认现存世界是多样化的，各国之间既有矛盾斗争，也有互相依赖；在处理一系列国际问题时，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因此需要也可以进行合作；与此同时，也要反对霸权主义。（注：关于中国外交的这次调整，可参见曲星：《中国外交50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章。）从此，这些基本精神就成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