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帝国主义者的基本主张看似相对保守，却提出了一些崭新的理念，尤其是“和平扩 张”思想，既从不同方面反映了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和历史传统的相对特殊性，也在一 定程度上体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进步的方向。当时美国的国家 综合实力已经占据领先地位，但还难以与20世纪后期相比，军事力量尤其相对弱小，海 外的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仍然力不从心。在占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方面，美国是后来者 ，跨洋越海的武力征服和领土扩张既不符合它的传统，也不是它的优势所在。当美国来 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角逐场时，世界已经被列强瓜分完毕，以武力重新瓜分世界 的扩张必然代价太高，得不偿失。在世界相互依存趋势日益发展的背景下，武力瓜分殖 民地和势力范围实际上已经背离了现代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过 时的手段。垄断性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连年不断的战争和动荡，这些都对日益相 互依赖的国际经济贸易关系带来严重冲击。对于拥有雄厚经济实力而急需扩张世界市场 的美国来说，国际政治的相对稳定、“门户开放”以及被压迫民族一定程度的民族自决 ，都有利于打破对世界市场的人为分割和画地为牢的国际经济竞争，有利于美国按照商 业“自然竞争”法则走向世界的每个角落，有利于逐步抵消列强在占领殖民地和势力范 围方面的既得优势。创造相对稳定而有利于“自然竞争”的国际政治环境，利用美国自 身的经济优势和“道德优势”进行“和平扩张”或“渐进式扩张”，对美国来说无疑是 最为有利的。
    随着《巴黎和约》的批准，大规模的反帝国主义运动逐步消退了。内战以来一直悬而 未决的古巴、波多黎各、夏威夷、关岛、菲律宾群岛等领土问题，最终都以美国的军事 占领或正式吞并而结束。这表明：随着美国自身实力的日益壮大和全球利益的日益发展 ，只要国家战略利益需要，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征服和建立军事基地活动并不会就此结束 。反帝国主义者同样不反对海外扩张，甚至不会笼统反对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活动，说 明他们同样是美国国家自身利益的坚定维护者。他们的主张同样是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对 新时期美国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方式的一种理解。从这种意义上说，帝国主义和反 帝国主义都是世纪之交美国外交政策调整过程中出现的新扩张主义倾向，它们之间的争 论适应了美国重建国家利益与理想主义关系的需要，是20世纪美国外交中理想主义与现 实主义之争的前奏曲。
    三
    反帝国主义者在美西战争期间追求的直接目标没有实现，但战争引发的帝国主义与反 帝国主义争论及其影响并没有就此消失。正是以此为契机，美国走上了海外“和平扩张 ”或“渐进式扩张”的道路。战后，群众性的斗争已经结束，但争论仍在继续。在世纪 之交美国对外政策全面调整的特定背景下，它一再警醒当时以及此后的政治家们：美国 对外扩张不能忽视时代的发展和变化，不能忽视美国的特殊国情和传统。此后，美国两 党在对外扩张政策上开始出现趋同现象。两党不仅都积极地致力于海外扩张，在一些重 要目标和方式上也逐步达成了一些共识。虽然全球扩张成为美国外交不可逆转的基本趋 势，但公开鼓吹海外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也愈来愈不得人心，“和平扩张”和建立“非 正式帝国”逐步成为美国的最佳选择。无论是哪个政党执政，美国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 大国在全球范围的角逐。无论是哪个政党执政，美国在维护国际政治相对稳定、打破对 世界市场的人为分割和提倡“民族自决”等方面都走在了世界前列。
    在世纪之交的美国，进步主义思想家和政治家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斯宾塞等人倡导的 “文明史观”的影响，相信和平合作应成为工业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据同时代的著名 英国外交官和历史学家詹姆斯·布赖斯说：美国人普遍认为，“一个模范共和国要影响 世界的唯一办法是避免过去的错误，并为和平的工业主义树立榜样。”（注：James
    Bryce,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New York,1911,p.566.）事实上，即使美西战争中 的那些主战派分子或帝国主义者，也难以完全否定反帝国主义基本主张的合理性。例如 ：马汉始终是大海军政策和掠夺海外军事基地主张的支持者，但他从西班牙霸权衰败和 英国霸业兴起的比较中得出结论：殖民地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遏止的历史趋势。他在谈 到英国试图以“帝国联邦”取代帝国体系的意图时说：“……从‘帝国联邦’一词系统 阐明的思想表明，海外属地和宗主国本身已经渡过这样一个时代：即双方都承认它们终 究必将分离，就如同儿子离开父亲的家，各自建立自己的家庭一样。”（注：杨生茂等 ：《美西战争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322-323、275、254页。 ）参议员阿尔伯特·贝弗里治在美西战争前后始终拥护战争和海外领土兼并政策，但同 时也强调：“共和国的商业优势意味着：这个国家将成为世界和平的决定性因素。”（ 注：杨生茂等：《美西战争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322-323、 275、254页。）罗斯福赤裸裸地崇信权力政治，同时也标榜“文明史观”。他在1906年 的国情咨文中说：“一个国家漠视自己的需要既不明智，也不正确，认为其它国家将忽 视各自需要则更是愚蠢--甚或是邪恶的。但是对一个国家来说，仅仅考虑自己的利益 也是邪恶的，认为这是驱使任何其它国家的惟一行动也是愚蠢的。”（注：王晓德：《 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他强调美国作为“文明国家 ”的先进性，呼吁建立“文明国家”间的“和平联盟”，以维护国际政治稳定。尽管如 此，他对权力政治以及对军事征服、领土扩张政策的崇信，还是使他在美国舆论中留下 了“军国主义分子”的印记。
    在罗斯福之后，塔夫特登上了美国总统宝座。作为一个反帝国主义者，塔夫特上台后 就宣布摈弃罗斯福在落后国家和地区推行的“大棒政策”，转而强调“以金元代替枪弹 ”的重要性，进一步凸现了反帝国主义运动中提出的经济扩张与和平征服的设想。塔夫 特认为：“现代外交是商业的”，“贸易和贸易扩张在文明的大多数发展中都构成了现 实生活的基础”；在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情况下，“文明国家”在多数情况下都不再需 要动用武力。（注：Frank Ninkovich,Modernity and Power,A History of the Domino The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8,p.10,P.21,p.22.）塔夫特及其国务卿诺克斯都竭力强调，国际商业联系以及由此造成的“ 利益的一致性和世界的整体化”，将超越民族主义而形成某种“一体化观念”和“人类 利益团结起来”的现代意识形态，这种现代意识形态“显然指向国际联合”。此外，塔 夫特和诺克斯还强调“国际仲裁”和“世界舆论”在维护世界和平事业中的作用。塔夫 特不仅一定程度上抛弃了赤裸裸的权力政治逻辑，而且继承发展了“文明史观”与“和 平联盟”思想，始终把大国关系的相对缓和与国际政治的相对稳定视为美国外交的重要 目标，力图把国家间的矛盾和纷争纳入非战争渠道。塔夫特强调：“发展和平关系与发 展贸易关系之间并没有什么不一致之处”。诺克斯则声明，金元外交只是试图利用“过 去几十年国际合作取得的显著进步和巨大成果”（注：Frank Ninkovich,Modernity and Power,A History of the Domino The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8,p.10,P.21,p.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