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苏联解体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现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严重挫折。科学地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正确地汲取经验教训，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针对这一问题已从政治经济等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许多研究。本文认为：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深层原因则是体制问题，早在斯大林时期开始形成的苏联传统体制模式，已经蕴藏着诸多的危机因素，加之苏联对这一传统体制模式没能进行及时而有效的改革，造成了这些危机因素不断演化，逐渐发展成全面的社会危机，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一、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苏联模式
    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模式是在战争和革命年代，在一个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经济落后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逐步形成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面对的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颠覆、国内反革命叛乱、百废待兴的国民经济和汪洋大海般的小生产经济。因此，苏维埃政府把全国的经济、政治生活纳入战时轨道，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可以说，在十月革命以后建立的体制中已经具有苏联模式的若干特点；而在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苏维埃政府就建立了历史上最纯粹、最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战争结束后，经济上的混乱和物质恐慌达到了顶点。从俄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列宁毅然地改变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一套做法，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发展生产力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和手段。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工作很有成效。但是应当看到：新经济政策并未建立起市场经济新体制，市场机制并未发育起来。如粮食价格和工业品价格基本上一直是由国家规定的。新经济政策仅是作为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应急措施而被广泛接受，人们对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并没有广泛认同。列宁去世后，尽管布哈林等进一步发挥了新经济政策的思想，但仍把计划经济模式作为目标模式；1926年12月，斯大林说：“社会主义经济是最统一最集中的经济”[1]（第12卷，P163）1927年斯大林提出了指令性计划的主张：“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测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必须执行。”[1]（第10卷，P280）
    20年代末，斯大林同布哈林等人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在批判布哈林的过程中，斯大林阐明了必须高速度地发展经济，以便迅速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方针。同时斯大林停止实施新经济政策，宣布“把新经济政策抛开。”[1]（第9卷，P122）当时，在他所提出的经济战略中，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他说：“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做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1]（第8卷，P112-113）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抛弃，苏联模式迅速形成。苏联不仅改变了多种经济并存的局面，消灭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而且限制市场机制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1929年通过的第一个5年计划是第一个指令性计划体系，1993年开始实施的第二个5年计划涉及的范围更广泛、更详尽，表明苏联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已具有较完备的形态。与此同时，形成了苏联共产党一党执政和立法、行政两权结合、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30年代末，形成了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模式。
    在探讨苏联模式形成过程时，应注意这一模式形成的特定历史条件。首先，苏联是在帝国主义国家的重重包围和战争的威逼下开始独自建设社会主义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使苏联领导人具有强烈的紧迫感，斯大林曾不止一次警告说：落后就要挨打。因此他们感到必须通过高度集权的行政手段，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不惜代价地以最快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迅速增强国家的国防实力，苏联模式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其次，苏联模式又是在政治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缺乏民主基础的社会基础上形成的。人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不高，使得他们无法理解和自觉行使各种民主权力，而党内斗争不正常的解决方法使得高度集中的模式不断被强化。
    苏联模式可以在短期内集中国家有限的物力、财力和人力达到特定的目标。如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快速实现工业化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苏联模式曾发挥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这一模式保证了苏联在30年代高速发展重工业，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保证了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为战后苏联的恢复重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苏联模式中隐含的危机因素
    随着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原来与战争和备战相适应的发展战略和体制的积极作用已逐渐耗尽。随着社会主义和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模式中的诸多弊端日益显露出来，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危机因素。
    在政治体制方面的危机因素包括：
    第一，国家机构臃肿、官僚主义日盛。由于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造成机构臃肿。从2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差不多每隔两三年就来一次机构精简，但精简之后，又会迅速反弹扩大。这导致了官僚主义和国家机构官僚化。列宁曾经尖锐地指出：官僚主义是“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2]（P114）由此提出了改革国家机关、健全和完善国家检察机构和制度的主张。斯大林也强调反对官僚主义，但他所采取的办法，一是靠组织清洗；二是靠开展自我批评，而不是从体制上去解决问题，因而官僚主义愈演愈烈。
    第二，权力不断集中，个人专断现象日趋严重。苏联的政治体制模式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权力没有依法分解，因而形成了简单的一元化权力体系，主要表现为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权力过分集中。党的领导往往变成了个人的领导。党的领导变成了党的机关包揽一切，代替国家机关行使权力。权力过分集中，个人崇拜的极度盛行，必然导致对民主法制的践踏。在斯大林时期，一切反对或怀疑斯大林的理论、方针和政策的人都被视为“人民的敌人”。勃列日涅夫一方面批评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个人集权，另一方面又不断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
    第三，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和监督手段。苏联实行了立法和行政权相统一的原则。但在实践中，苏维埃的权力却日益萎缩。联共（布）中央和国家机关都可以代行苏维埃立法机关权以颁布法律。最高苏维埃无法行使它对执政党监督和制约的职责。
    第四，党政干部的委任制、终身制滋生了干部的特权化思想，造成了党与群众的疏远。党组织缺乏凝聚力，党的威信日渐下降，以致在苏联解体时，人们无动于衷，很少有人出来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