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模式中存在的危机因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方面实行国家所有制。国家所有制的基本特点：一是国家以全民的名义组织生产资料，组织生产和分配；二是以国家指令性计划作为基本运行机制，用产品经济取代商品经济。苏联法律只承认两种所有制形式：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都是靠国家的强制性手段来实现的。在前苏联，国家所有制经济成份几乎达到100%，成为实行计划经济的重要基础。
    第二，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强调高速度，忽视经济效益。强调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使资源配置大幅度地向重工业倾斜，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协调发展，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调。结果严重影响了包括工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特别是造成农业的长期落后。高度中央集权体制比较适应于经济的粗放发展。实行粗放发展战略，可以在一定时期内保证经济的重点和高速发展。但是，随着时代的转换，经济的客观发展要求从粗放转为集约型的时候，这种僵化的体制就完全不适应了，高速度就会慢慢降下来。苏联经济从40年代后发展速度越来越慢，到了80年代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第三，以高度集中的国家计划作为管理和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实行指令性的计划经济，是苏联模式的一大突出特点，国家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来调节企业的产供销活动，生产单位人财物都由国家统一分配、统一管理。指令性计划经济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主要的计划指标是由国家自上而下集中地制定的，囊括了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连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及种什么都由计划规定。计划一经制定，就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实际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无法掌握人们千变万化的日益多样的消费需求信息，靠下达计划指标安排的消费生产，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企业生产的自主权受到束缚，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挫伤。
    由上可见，苏联模式对其政治与经济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它严重地挫伤了广大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入80年代后，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模式的弊端越来越突出，潜伏的危机开始公开显露，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走到了危险的边缘。
    三、对苏联模式屡遭失败的改革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面对日益暴露的苏联传统模式的弊端，先后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
    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赫鲁晓夫在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同时，也对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一些局部性的改革。在法制方面纠正斯大林肃反扩大化错误；在党政方面强调加强党的集体领导，扩大党内民主，改革干部制度等；在经济方面的改革包括对农业政策进行调整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赫鲁晓夫进行的改革是对传统的苏联模式的一次改革尝试，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对苏联模式的结症抓得不准，这一时期改革措施不当，改革成效不大。
    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执政后针对赫鲁晓夫的错误及改革遗留下来的问题，推行了新的政治经济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并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又形成新的个人迷信，管理机构膨胀，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恶性发展，党政不分。使党内和社会上各种倾向的反对政治思潮有了滋长的土壤，民族问题开始公开表现出来。对于政治生活、社会生活领域潜伏的尖锐矛盾，苏联领导人未能予以充分关注，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致使苏联在80年代后面临严重的危机。
    戈尔巴乔夫执政的7年是苏联改革、演变、解体的7年。在改革的初期，他还是提出要在苏共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改进和完善社会主义原有的机制。1987年，戈氏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新思维，主张要对苏联进行根本改造。此后，苏联的改革逐渐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苏联的政治经济发生了质变，苏联社会出现了全面危机。政治上，领导集团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国家政权处于半瘫痪状态，社会政局动荡不安。经济上，改革不仅没有取得成果，反而造成社会生产的全面停滞。国民收入出现了负增长，财政赤字激增，通货膨胀不可遏制，市场供应全面短缺，居民生活水平下降，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失控状态。据苏联专家保守估计，1991年全苏地下经济投机者的总资本额约为1400亿－1500亿卢布，相当于当年联盟预算收入的68%。[3]（P177）同时，民族矛盾激化，民族分离主义倾向不断发展。这一切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由此可见，苏联的解体是其政治经济体制模式中危机因素长期演化的结果。这些危机因素在苏联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不仅没能通过改革得以及时有效地消除，反而不断地强化，导致整个体制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被时代抛弃。
    原文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斯大林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杨振家。剧变前后的苏联和俄罗斯经济[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