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会议后五年的时间里，德国首相俾斯麦建立了一个包括俄国、奥匈、意大利、罗马尼亚等国的复杂的同盟体系，欧洲的国际政治一时为俾斯麦同盟所左右，柏林成为欧洲外交舞台的中心。1885年爆发的保加利亚危机却使俾斯麦同盟濒临破灭的边缘，本文拟就危机期间欧洲各大国间展开的激烈外交角逐，探究19世纪晚期欧洲大国外交和国际环境的一些特点。
    一
    普法战争后，统一而强大的德国在欧洲崛起，完成了对欧洲国际政治环境革命性的改造，同时却造就了困扰世界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德国问题：德国的天然优势和其他欧洲国家不接受这一事实的矛盾。 （注：David Calleo,The German Problem Reconsidered:Germany and the World Order,1870 to the Present,Cambridge,1978,p.206 ）战败不仅使法国失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剥夺了它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更大大恶化了它的地缘政治环境。这样法国对德国来说就成为一个无法和解的国家。法国单凭自身的力量难以对付德国，无论是为了自保或准备复仇，都需要同任何与德国敌对的国家结盟。这就使得涉及德国的危机均会加剧，而很难局部化，因此也就限定了德国外交的基本走向。在俾斯麦看来，孤立法国、维护欧洲现状与保障德国安全是一回事。俾斯麦面临的国际环境极其复杂：为了孤立法国就必须保持俄奥德三个君主大国的保守联合，为此他还需要对俄奥关系发展施加影响，俄奥关系过于密切以致于撇开德国，或者为争夺巴尔干发生冲突都会损害德国在欧洲的外交地位。在把德俄友谊视为德国外交基石的同时，他还不能得罪在近东、中亚与俄国尖锐对立的英国。1875～1878年的近东危机，反映了俾斯麦政策相对于历史环境的局限性：俄奥矛盾的激化，使俾斯麦难以长期回避在俄奥间作出选择的问题。俾斯麦通过1879年的德奥同盟暂时找到了出路。同盟的真正归宿是1881年6月结成的俄奥德三皇同盟， 这就使德国得以继续保持对俄奥关系的牵制，以及在两者之间的调停地位。
    1885年9月，土属东鲁米利亚省发生革命， 并宣布与保加利亚公国合并。素来以保加利亚保护者自居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不能容忍经由不听命于他的亚历山大大公之手实现两地的统一，从而巩固大公在保加利亚国内的地位。俄国试图通过大国协调，迫使保加利亚取消合并，但保加利亚统一的既成事实，已不可逆转。俄国的保加利亚政策面临空前失败，巴尔干酝酿着新的危机。
    1886年1月，狂热的沙文主义者布朗热就任法国陆军部长， 在法国掀起了一场要求向德国复仇的狂潮，德法关系骤然紧张。
    两场危机同时发生，俾斯麦同盟面临严峻考验，与此同时，被俾斯麦视为德国外交根基的三皇同盟即将期满，而且续约无望。国际局势有完全失控的可能，俾斯麦做梦都担心的东西夹击之势眼看就要成为现实。德国如果在俄奥巴尔干竞争中采取支持奥匈的政策，就要承担俄德关系破裂，并因此向法国提供潜在盟友的后果，而在当时环境下又完全排除了放弃奥匈的可能性。
    保存奥匈帝国的独立与大国地位，是俾斯麦欧洲秩序的重要环节。奥匈一旦在外部压力下解体，不仅会危及欧洲均势，使德国外交失去回旋余地，也将打破帝国内部微妙的政治平衡。 （注： L.L. Farra,Arrogance and Anxiety:Ambivalence of German Power,1848- 1914,Iowa,1981,P.13.George F.Kennan,The 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Franco-Russian Relations,1875-1890,1980,PP.420-421.David Calleo,The German Problem Reconsidered:Germany and TheWorld Order,1870 to the Present,Cambridge,1978,PP.11-12.）
    1885-1887年的保加利亚危机，重新激化了东方问题，造成了俄奥对抗的可能。俄土战争，俄军浴血奋战，二十万将士丧命疆场，收获的却是难以下咽的苦果。1886年9月， 亚力山大大公在俄国压力下被迫逊位。11月，沙皇特使考尔巴斯未能迫使保加利亚摄政当局推举出俄国中意的大公候选人，铩羽而归，俄保断交。俄国在保加利亚的影响丧失殆尽，沙皇的“尊严”被践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巴尔干形成了俄军即将入侵，并引发大国冲突的危殆局面。
    俄国一旦进军保加利亚，势必控制罗马尼亚。届时匈牙利将处于俄属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三面包围之中，奥匈的多瑙河生命线也有被切断的可能。保持在巴尔干的势力和影响，既是奥匈大国地位的象征，也是帝国生存之所系。11月13日，奥匈外相卡尔诺基在匈牙利议会发表演说：俄国无权占领保加利亚并单独决定其命运，否则兵戎相见。俄国舆论大哗，普遍认为俄奥协调已失去意义，俄军方和泛斯拉夫派考虑对奥匈实施军事打击。
    俾斯麦同盟最直接的目的是约束俄奥，防止两国冲突。俾斯麦此时的基本策略，是对两国实施双向抑制，敦促两国在三皇同盟框架内解决分歧。针对奥匈在英国怂恿下可能采取的强硬政策，他一再发出警告：保加利亚是俄国的势力范围，德奥同盟只具有防御性质，要帮忙找英国去。（注：A.J.P.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1848-1918.Oxford,1954,P.306.）对于俄国，他再三表示，德国愿意支持俄国的保加利亚政策，但奥匈的大国地位不容牺牲，出路在于俄奥就划分巴尔干势力范围达成妥协。 （注： William L.Langer, European Alliance and Alignment,1871-1890,New York,1931.P.370.）
    俾斯麦扮演“诚实的掮客”，暂时回避了在俄奥间作出选择的问题，却暗含同时疏远两国的危险。奥匈不由要问：“德奥同盟究竟还有什么价值？”“德国有两个盟友，奥匈只有半个。”（注： William L.Langer,European Alliance and Alignment,1871- 1890,New York,1931.P.368.）如果说1879年缔结的德奥同盟加剧了俄国的孤立感，迫使它回到与德奥结盟的轨道上来的话，那么此时它只能加深俄国的敌意。1886年11月，沙皇在接见法国新任驻俄大使拉布莱时表示：俄国希望法国强大，两国需要并肩携手，共度难关。（注：Geroge F.Kennan,The 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Franco- Russian Relations,1875-1890,1980,P.210.）这番表示，一方面是考尔巴斯使命失败，沙皇挫折感加深的结果，也是对卡尔诺基国会演说的回应。要想按俄国的意愿解决保加利亚问题，就得排除奥匈的阻挠。奥匈的实力并不构成威胁，关键是德奥同盟。如果俄国要发动对奥匈的战争，或使俄国的战争威胁产生效果，必须预先阻止德国的介入。为实现这一目的，俄国唯一的希望在法国。有迹象表明，俄国军方和泛斯拉夫派，通过著名报人，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卡托科夫从10月末起已对沙皇的决策倾向施加了重大影响。为了牵制德国，沙皇有可能急剧改变其欧洲政策，法俄结盟的前景已隐约可现。俾斯麦同盟体系面临崩溃的危险。然而，布郎热运动为俾斯麦摆脱困境提供了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