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俾斯麦在保加利亚危机期间的外交活动充分表现了俾斯麦外交某些带有规律性的特点。这是他外交技艺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时期，同时也充分暴露了他所推崇的现实政治外交谋略的基本缺陷与历史局限性。
    《再保险条约》和《地中海协定》造成了英奥意与法俄在近东和地中海地区相互牵制之势，同时又阻遏了法俄结合，保证了德国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然而俾斯麦的体系却包含着极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其促成对德国有利的均衡局面本质上是脆弱的。（注：Gordon A.Craig,Germany,Oxford,1978,P.102.David Calleo,The German Problem Reconsidered:Germany and theWorld Order,1870 to the Present,Cambridge,1978,P.11.George F.Kennan,The 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Franco-Russian Relations,1875-1890,Princeton,1880,P.422.）因而他的外交归根结底仍属一种拖延问题的权宜之计。
    作为现实政治的大师，俾斯麦将外交艺术发挥到了极点。现实政治促成了德国的统一和巩固，俾斯麦对现实政治的迷恋，最终使统一后的德国自食其果。尽管随着德国的统一，俾斯麦由现状的破坏者转变成了现状的维护者，但形势已今非昔比。在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下，他鼓吹的君主团结原则已失去了维系力。对强权赤裸裸的追求已成为各国维护自身安全与利益的基本手段，国际关系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注：George F.Kennan,The 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Franco-Russian Relations,1875-1890,Princeton,1980,PP.417-419.A.J.P.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1848- 1918.Oxford,1954,P.280.）“卡托科夫的攻击”就是对俾斯麦富有讽刺意味的回敬。
    在俾斯麦时代，欧洲大国关系日趋僵化紧张。德国的统一，使中欧失去了历史上的缓冲作用，它不能再为大国间争夺霸权的斗争，提供警戒和补偿的空间，以至于彻底改变了欧洲强权结构。（注：L.L.Farra,Arrogance and Anxiety:The Ambivalence of German Power,1848-1914,Iowa,1981,P.4.）均势外交所赖以运作的大国关系的松散性正在消失，其标志便是1879年德奥同盟的缔结。事实上，德国己很难做出其他选择。俾斯麦的同盟，正是对这一变化的本能反映，它反过来也巩固强化了这一趋势。
    大国关系紧张，是俾斯麦同盟成立的缘由，也是它得以维持的必要条件。俾斯麦的外交风格，集中体现了自负与焦虑结合的心态。为了阻止敌对力量的联合，确立德国在欧洲大陆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保持大国关系适度的紧张是必要的。如果盟国间关系紧张，他就鼓励合作，一旦它们和睦相处，他就撤回支持，并制造摩擦。然而，俾斯麦的策略也许会为德国争得盟国，却也往往使德国失去了朋友。（注： Bruce Waller,Bismarck at the Crossroad:The Reorientation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ngress of Berlin,1878-1880,London,1974,P.67.）当时的德国，从本质上说是属于现状的国家，对于正在崛起中的德国，不诚信恶名，可能比好战更危险。欧洲国家对德国政策的信心、信任是保持德国外交地位的前提。而俾斯麦的谋略往往产生相反的效果。随着欧洲局势逐步趋于紧张，一个充满敌意、猜疑和不安全感的国际环境已初现端倪。
    与大国关系日益僵化紧张同步的是德国政策逐渐丧失平衡和弹性。1886年10月，俾斯麦在给儿于的信中就已暗示：俄奥一旦开战，不论谁是进攻方，国都别无选择，只能站在奥匈一边投入战斗。（注：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73页。）俾斯麦在台上时，尚可凭借自己高超的外交技巧和崇高威望，抵消其政策的消极影响，在他之后，便后继无人了。
    1890年俾斯麦去职，德国新政府放弃《再保险条约》，四年后法俄结盟，俾斯麦的欧洲秩序也随之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