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三共和国成立后，法国政局一直动荡不宁。80年代上半期，费理内阁当政期间，法德关系还有过一段“殖民协约”的好时光。但是阿尔萨斯、洛林问题始终是两国关系中难以弥合的创口。1885年费理“殖民内阁”的倒台，标志着法国复仇主义势力的抬头。以著名诗人戴鲁莱德为首的民族主义团体爱国者联盟到1886年7月成员已逾10万， 成为法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布郎热进入夏尔·费雷西内阁任陆军部长后，一时成为法国复兴、收复失地、对德复仇的象征。从1886年秋季起法德关系趋于恶化。
    俾斯麦并不惧怕法国的实力，哪怕是一个复仇主义的法国。他的目光始终注视着东方。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两场危机几乎同时发生，一旦德国卷入奥俄巴尔干冲突，很难指望法国会袖手旁观。那时德国就必须正视两线作战的冷酷现实了。
    1886年夏，戴鲁莱德访问俄国，鼓吹法俄结盟。6月， 卡托科夫在《莫斯科新闻》上撰文，批评外相吉尔斯的欧洲政策，呼吁从根本上改变俄国的外交路线。他指出俄国将抽象的君主团结原则置于自身的国家利益之上，是犯了历史性错误。俄国必须摆脱束缚，在外交上恢复行动自由。 （注： Geroge F.Kennan,The 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Franco-Russian Relations,1875-1890,1980,PP.177-181.）时称“卡托科夫的攻击”。
    在当时的情况下，法俄政体悬殊，战略利益和战略重点存在严重分歧，两国并没有立即结盟的可能。法国不会以牺牲自身在近东地区的长远利益，来支持俄国当时的巴尔干政策。俄国更不可能帮助法国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而冒破坏现状并与德国交恶的风险。但是如果压力和受挫感过强，法俄为了摆脱困境，就有可能形成利益的契合点。谁也不能保证两国最终不会走到一起。1887年1月， 俄国特使舒瓦洛夫为弥合分歧，修补俄德关系访德后，来自俄国方面的沉默进一步证实了俾斯麦对俄国可能改变政策的猜疑。俾斯麦调整策略，决心利用德国现有的外交资源和法国的事态发展，为重新组织德国的外交阵容寻求契机。
    保加利亚危机发生后，英德间展开了激烈的外交角逐。两国都不愿率先出面干预而结怨俄国，同时又都需要避免在未来欧洲的外交竞技场上陷于孤立。若能造成对方与俄国的相互制衡之势，本国外交将获得空前的主动权。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对俾斯麦的意图深感疑虑，担心英俄一旦为巴尔干问题发生对抗、冲突，而深陷于巴尔干事务，俾斯麦将趁机击败法国。英国的策略是催促奥匈充当巴尔干的反俄先锋，以使对奥匈承担同盟义务的德国无路可遁。俾斯麦则大肆渲染德法边境的紧张局势，制造战争迫在眉睫的舆论，恫吓法国政府，扩军备战不要过分，与德国为敌不会有好结果。同时俾斯麦借此向英奥和俄国表明德国必须全力应付法德危机，无暇东顾，巴尔干危机只能靠那些在该地区有切身利益的国家自己去解决。（注：A.J.P.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1848-1918.Oxford,1954,P.308-312.）
    1882年缔结的德奥意三国同盟，1887年5月即将期满， 缔约方对同盟的兴趣都不大。但随着法德危机和保加利亚危机同时发生，意大利在俾斯麦心目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俾斯麦利用1887年2 月同盟续约的机会，以支持意大利的北非扩张政策为代价，加强了三国同盟内部的团结，阻止了敌对国家对意大利的拉拢，同时为奥匈对付俄国争取到了安全稳固的后方。更意味深长的是，这就为以意大利为桥梁，建立同意大利在殖民地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并保持密切合作的英国与三国同盟国家的的联系创造了条件。
    当时，英法间由于1882年英国单方面占领埃及后形成的埃及问题，存在尖锐矛盾。布郎热运动的沙文主义鼓噪也同样针对英国。英国若能在埃及问题上争取到三国同盟国家的支持，将大大加强其与法国谈判时的地位。就德国而言，如果能促使英国在巴尔干采取一项坚定的维护现状的政策，并在近东地区调动起足以遏制法俄的力量，奥匈的安全就有了保障，德国也就能够避免直接卷入近东事务而与俄国发生对抗。为了向英国施压，俾斯麦表示：德国在大陆上看住法国，英意就获得了行动自由，英意在北非联合遏制法国，并与奥匈合作在近东共同对付俄国，欧洲的均势及和平就可能保住。但是如果英国不参加欧洲政治，势必陷于孤立，而德国也就没有理由要去反对法国在北非和俄国在近东的扩张愿望。（注：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在俾斯麦的策动下，1887年2月， 英意互换照会，3月，奥匈也以照会形式加入， 三国订立了《第一次地中海协定》，承诺共同维护地中海现状。
    “地中海联合”结成后，法国政府进一步认识到与俄国结盟政策的非现实性和危险性。法国的结盟愿望越迫切，俄国的要价也就越高，一旦不能满足俄国的要求，反而会招致无谓的怨恨，甚至还会诱发德国发动“预防性”战争。 （注： Geroge F.Kennan,The
    Decline ofBismarck's European Order:Franco-Russian Relations,1875-1890,1980,PP.414-415.）如果法国支持俄国的保加利亚政策，就需要承受与所有欧洲国家对抗的后果。（注：A.J.P.Taylor,The Struggle forMastery in Europe,1848-1918.Oxford,1954,P.310.）法国必须主动缓和法德关系，以免跌入俾斯麦设下的外交陷阱。5月， 法国政府解除了布郎热的职务，法德危机趋于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