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随着英国工业革命和人道主义运动的发展，英国政府对于爱尔兰天主教的态度也逐渐变得宽容。1778年“加德纳法案”允许天主教徒自由购买土地。1782年辉格党上台，该党领袖都受洛克思想的影响，这使爱尔兰问题出现了转机。1782年，谢尔本勋爵通知新上任的爱尔兰总督波特兰公爵，希望能“满足爱尔兰人民的愿望”[7]（p.267）。就在这一年，自由主义精神占优势的爱尔兰议会通过了第二个宽容法案，根据这项宽容法案，凡是在1778年已经履行过忠诚宣誓的天主教徒，可以按照新教徒同样的条件购买、持有或者遗赠自由掌管地和租种权[2]（p.596），这实际上是取消了对爱尔兰天主教徒在取得并继承租地上的限制。同时还废除了1719年颁布的“公告法”，标志着推行了100多年的宗教法典中的惩罚性措施已经结束。
    天主教会是君主政体的朋友，也是反对革命和反对无神论的坚强堡垒。爱尔兰的天主教主教、神甫以及高贵阶级都对法国革命流露出一种毫不掩饰的恐惧，爱尔兰天主教徒似乎又站到了保守派一边。英国首相小皮特认为，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抚慰爱尔兰人。于是英国政府向爱尔兰议会施加压力，迫使爱尔兰议会下院于1793年以3:2的多数通过《解放天主教法案》（The Catholic Relief Act），规定天主教徒可以持有武器，可以当选为市镇团体的成员，可以以40先令纯收入的财产资格在各郡和自由选邑参加选举，可以担任大陪审团委员，可以在都柏林大学获得学位，可以在部队里担任将军以下的军官；但是他们不可以当选议会议员[6]（p.46）。
    实现英爱合并，最关键的是解放天主教徒问题。当时的局势明显表明，只有在“国教帝国中”，即国教在帝国中，至少在宗主国中占多数，解放天主教徒问题才能被平等地看待。而单独的爱尔兰议会是不可能接纳天主教徒和国教反对派，从而使自己陷于困境的；只有不列颠议会才能给天主教徒带来彻底解放的可能性。皮特向爱尔兰天主教僧侣集体承诺：一旦两国合并，他将支持解放天主教徒[6]（p.50）。此时爱尔兰的天主教主教，尤其是都柏林大主教约翰·特罗伊（John Troy）已经遍向于支持英爱合并，期望接着就能解放天主教徒。1799年，爱尔兰天主教主教秘密通过决议，决定接受政府提供的薪金，同时承认政府对教皇选派的主教和任命的教区神甫有否决权[6]（p.50）。在约翰·菲茨吉本（克累尔伯爵）的领导下，爱尔兰有影响的贵族也支持威廉·皮特的政策，他们都认为：国教的优势地位比独立的议会更为重要，如果爱尔兰加入英国，英国的军事力量就会保护国教在爱尔兰的垄断地位[3]（p.31）。因此皮特和总督康沃利斯希望合并之后就实现解放天主教，这样才可能“不是和某个党派，而是和爱尔兰国家实行合并”[2]（p.659）。
    （3）经济上放松对爱尔兰的控制
    放松对爱尔兰经济上的限制，是英国工业革命发展的结果，也是爱尔兰斗争的结果。但是，由于受到国内工商业的压力，英国政府在这方面出尔反尔，反而引起爱尔兰的不满。
    1778年4月8日，在诺斯的支持下，下院通过了5项决议， 取消了航海制度强加给爱尔兰的大部分负担。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工业城市立即作出了剧烈反应，对此英国政府只好改弦更张，将上述商业方面的让步几乎全部取消[9]（p.584）。小皮特当政后，想彻底解决爱尔兰问题。他认为1782～1783年的解决办法不彻底，因为它没有规定帝国内部的全面控制权，甚至没有解决爱尔兰在帝国内部的贸易权问题。为此，1784年2月小皮特派遣拉特兰公爵（Duke of Ruttland）担任爱尔兰总督，委派托马斯·奥德（Thomas Orde）担任爱尔兰事务大臣。1785年托马斯·奥德在爱尔兰议会提出建议，主张两国之间进行自由贸易，并允许爱尔兰参加帝国的全部贸易，交换条件是：当爱尔兰的年收入超过66.5万英镑时，要献出部分余额资助帝国海军[2]（p.621）。
    爱尔兰议会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是由于国内商业界的反对，小皮特不得不缩小了对爱尔兰的让步范围，禁止爱尔兰在南非和南美之间地区进行贸易，并规定爱尔兰不通过大不列颠就不得进口印度货物。这个修改了的协议无法为爱尔兰议会所接受，因为接受这个协议，不列颠议会就会彻底控制帝国贸易，垄断同印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同海外殖民地的通商，爱尔兰就只能被死死地限定在不列颠帝国内部进行贸易，并且还不准爱尔兰与英格兰进行贸易。
    三、措施实施的效果及影响
    18世纪中叶，随着英国工业革命及人道主义运动的发展，英国人对殖民地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认为，殖民地是母国的负担，主张放弃贸易垄断；同时他还提出按纳税比例来确定殖民地代表在英国议会中的人数。埃德蒙·伯克则反对殖民地实行高压政策，主张用血肉、感情的纽带维护帝国对殖民地的统治[10]。英国这时对爱尔兰天主教的态度也变得宽容。这个大环境的变化，以及新的殖民理论，成了英国化解爱尔兰冲突的思想渊源。
    但是，18世纪末期英国化解冲突的措施并不成功，尤其是英爱合并，反而成为19世纪爱尔兰冲突的根源。
    首先，英国并没有平等地对待爱尔兰人。
    《合并法案》使爱尔兰与英国在政治上实现了合并，爱尔兰教会成了英格兰爱尔兰联合教会的一部分。但是爱尔兰并没有像苏格兰、威尔士那样与英国融为一体，爱尔兰仍保留了代总督、都柏林官僚体系、独立的法院、地方监狱制度以及各种官僚机构。当局处理爱尔兰商业时，仍然沿用过去的方法。经常悬置的宪法，伴随着高压和战时法律，都表明英国没有将爱尔兰看成是英国的一个部分[3]（p.35） 。
    其次，英国方面也没有实践对天主教多数派许下的诺言，这就使合并一开始就大失人心。
    英爱合并后很长一段时间，英国政府没有兑现当初的承诺，没有采取宽容政策。直到1829年2月，英国议会才通过《解放天主教法案》， 法案虽然允许天主教徒竞选议员、担任政府公职，但是却将选民的财产资格大大提高，由原来的40先令提高到10英镑，从而大大减少了选民数量，爱尔兰天主教徒选民人数由原来的23万人减少到1.4万人[10]（p.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