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印尼占领和国际反应
    12月7日，印尼出动近万人的军队侵入东帝汶，当天占领帝力。 17日亲印尼政党组成东帝汶临时政府。1976年5月31日， “东帝汶人民议会”作出“一致同意东帝汶同印尼共和国合并”的决议。7月15日， 印尼议会通过“特别决议”，把东帝汶划为印尼的第27省。8月3日，印尼正式设立东帝汶省。
    印尼独立后，就有人提出应把东帝汶统一在印尼版图中，但50和60年代为争取收回西伊里安，印尼多次强调其继承的是荷兰在印尼群岛的殖民遗产，而对葡属东帝汶没有领土要求。1974年5月后， 印尼希望东帝汶自愿选择加入印尼。6月17日， 印尼外长马利克曾明确指出东帝汶拥有自决的合法权力。然而后来的形势表明，多数东帝汶人不愿与印尼合并。因此，到10月份印尼已制定武力干预的政策。12月，马利克说东帝汶只有与印尼联合或继续在葡统治下，第三种选择即独立是“不现实的”。
    印尼为此大造舆论，称革阵是一小撮人的共产主义组织，东帝汶会成为共产主义扩张的基地。这颇能迎合印尼社会“恐共”的主流心态，因为苏哈托政权就是1965年后通过镇压印尼共产党上台的。事实上革阵只是个争取民族独立的统一战线组织，少数领导人比较激进，但根本不是共产主义者。印尼另外担心，东帝汶独立会引发印尼境内的分离主义情绪。但当时东帝汶本身并不是印尼的一部分，作为葡属殖民地要求独立是其民族权利，与印尼国内的地方分离运动并无关联。东帝汶面积和人口都不及印尼的1%， 所谓的威胁印尼安全和统一最多只是一种猜测。
    西方大国的纵容态度有利于印尼下决心吞并东帝汶。美国视印尼为“友好的反共”政权。1975年印支三国革命胜利后，西方更把印尼看作是抵挡共产主义前进的最有力堡垒。它们都不愿因关注东帝汶命运而影响到与印尼的关系。12月5-6日即印尼入侵前夕，美国总统福特访问印尼，显然事先知道印尼的行动计划。1976年美国对印尼军援为4000万美元，比1975年增加了一倍。在联合国历次谴责印尼的决议中，美国都投弃权票。澳大利亚在东帝汶问题上另有经济利益的考虑。帝汶海油气储量丰富，澳认为“与印尼将比与葡萄牙或一个独立的葡属帝汶更容易达成协议”。1974年9月6日，澳总理惠特拉姆访问印尼后同意，东帝汶最终与印尼合并是不可避免的。1975年10月两名澳记者在印尼军队的边境进攻中被杀，澳并没有提出抗议。1978年1月， 澳成为世界上唯一承认印尼对东帝汶拥有主权的国家。而西欧只有爱尔兰一国公开反对印尼在东帝汶问题上的做法。
    印尼军事行动中断了东帝汶非殖民化的自然过程，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葡萄牙第二天就宣布与印尼断交。12 月12 日联合国大会和12月22日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印尼撤军，呼吁各国尊重东帝汶的领土完整和人民的自决权力。1976年12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3153 号决议，不承认印尼合并东帝汶。此外，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人权委员会等组织和不结盟运动都不断通过类似决议。这些决议的核心有两点：要求印尼撤军和让东帝汶人民行使自决权。但印尼称参战的是受到“邀请”的“志愿军”，东帝汶人民已行使了自决权，认为国际社会的决议对它没有任何约束力。
    联合国大会每年都通过东帝汶问题的决议，投赞成票的主要是葡萄牙及其前殖民地国家、新近获得独立的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但因西方国家采取默认既成事实的态度，加上印尼积极的外交游说，1982年联大作出决议时，50个国家赞成，50票弃权，46票反对。许多成员国不想再在联合国讨论东帝汶一事，而是要求秘书长“与直接当事各方进行协商，以期求得全面解决”。1983年9月23 日联大同意秘书长的推迟到1984年39届大会审议东帝汶问题的提议。1984年联大又决定无限期推迟。
    80年代中后期，东帝汶问题相对沉寂。印尼控制东帝汶，但这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合法认可。根据1960年联合国大会1542号决议，东帝汶仍处在葡萄牙管理下的未获得自决权的地区。东帝汶问题成为印尼外交的最大障碍，长期影响着其区域大国作用的发挥。
    三、帝力事件和西方“人权”外交
    印尼的入侵遭到东帝汶人民的顽强抵抗，直到1979年3 月才基本控制全境，但革阵坚持游击战。1983年3 月革阵与印尼驻军达成停火协定。8月下旬印尼发动大规模的“清扫行动”，但游击队迅速转移， 保存了部分实力。1988年新的抵抗运动领导核心东帝汶民族抵抗理事会成立。它淡化了激进色彩，团结所有东帝汶人为独立而战，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其抵抗武装东帝汶解放军人数在千人左右，拥有多处丛林营地，并不断袭击印尼驻军。反抗伴随着镇压，暴力成为东帝汶人日常生活挥之不去的组成部分。
    1991年11月11日，印尼军警枪击帝力示威群众，200多人被杀。 这一事件重新引起人们对东帝汶局势的关注。欧共体严厉谴责印尼的行为。荷兰、加拿大和丹麦终止所有的经援。葡萄牙反应最为强烈，积极游说要求欧共体采取强硬态度。1992年2 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强烈批评印尼。6月，美国参议院投票停止对印尼军事培训援助拨款。
    世界冷战结束，印尼在东西方对抗中的战略价值消失。帝力事件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开始利用东帝汶“人权”问题不断向印尼施压。西方不顾在东帝汶问题上扮演过不光彩角色的历史，转而打起人权牌，不仅是想扮演主持“正义”的道德形象，而且想籍此压服印尼进行西方式变革。1993年3 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日内瓦会议通过了谴责东帝汶人权状况的决议。美国首次投票反对印尼。7 月东京七大工业国首脑会议前夕，日美两国对东帝汶问题表示关注。在澳大利亚，同情东帝汶独立运动的舆论在增强。
    西方态度的转变使印尼极其恼怒。印尼在东帝汶推行更加强硬的军事控制政策。逮捕处决了数以百计的所谓革阵同情者，并迫使东帝汶青年举行宣誓效忠仪式。1992年11月，印尼逮捕独立运动领导人萨纳纳·古斯芒，并判处他20年徒刑。另一方面，印尼采取比较灵活的外交策略，阐明印尼对东帝汶的政策，宣扬东帝汶经济建设成就，与葡萄牙和在国内的独立人士对话，安排国际代表团访问东帝汶等。在联合国秘书长的敦促和安排下，从1992年底到1997年初印尼葡萄牙两国外长就东帝汶问题进行了9轮会谈，但没有达成协议。
    在新形势下，抵抗运动把重点从开展游击战转向海外宣传活动，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除葡萄牙及其前殖民地国家长期一贯支持外，国际人权组织、世界天主教势力和西方大国都不同程度地关注和干预东帝汶问题。有时这几股力量是结合在一起的。1994年11月亚太经合领导人会议在印尼召开前夕，30名东帝汶青年在美国驻雅加达使馆前要求独立，军警驱赶，结果又造成流血事件。1996年10月东帝汶宗教领袖贝洛主教和抵抗组织海外发言人拉莫斯-奥尔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委员会说印尼在东帝汶20年的统治是“制度性的压迫”，把和平奖颁给二人是要促进“公正和平解决”东帝汶问题。独立运动力量壮大，内外呼应，印尼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
    印尼的占领使东帝汶社会重组。据统计，东帝汶有20万人死于战争、饥荒和迫害，相当于1975年人口的1／3。山民被迫离开深山住进“安置村”，告别了长期隔绝状态，也使传统部族文化不复存在。为造就出认同、热爱印尼的一代东帝汶新人，印尼大办学校，输入教师，灌输潘查希拉思想。但军事高压控制使这一政策难以如愿，反而为东帝汶人形成共同意识创造了条件。东帝汶青年不但一般都对印尼统治不满，而且是抵抗运动源源不断的生力军。印尼禁止使用葡萄牙语，要求推广印尼语，而东帝汶人则更愿意选择当地最大的方言德顿语。1990年德顿语成为第二教学语言，取得了当地通用语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天主教徒由1974年占人口的33%猛增到90%以上。天主教成为东帝汶社会文化特色。教会对印尼统治政策持强烈批评态度，始终不表态支持合并。德顿语普遍化和社会天主教化标志着新的东帝汶民族的形成。
    80年代以来，印尼在东帝汶实行“开发政策”，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但因基础落后，加上治安问题无法得到根本解决，东帝汶仍是印尼最穷的省份。人均收入只有200美元左右，55.34%的人口处在贫困线下。首要经济作物咖啡年出口不到200万美元，产量也只占印尼的2%，制造业更不发达，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东帝汶人对“开发政策”同样深为不满。军方的巴特拉·英德拉集团垄断了东帝汶咖啡的生产、运输和销售，以及工程项目建设、檀香木炼油和大理石开采。它还掌握着娱乐旅馆、百货公司、电影等。此外，东帝汶有近20万来自巴厘、爪哇和苏拉威西的移民。他们从事行政、教育、农业、商业和建筑等，“占去了最好的土地、最好的工作、甚至街边的小商店”，经济上远比当地人优越。印尼要把东帝汶融入印尼经济，而独立人士和教会则认为“开发”造成当地人的进一步贫困和边缘化，东帝汶正在成为印尼的“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