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中，“非暴力和平斗争”以其颇具特色的斗争理论和斗争方式引起世界人民的瞩目，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枝奇葩。20世纪上半期甘地领导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震撼了全印度”（注：埃德加·斯诺：《旅游于方生之地》，《环球》1982年第12期，第64页。）；20世纪下半期恩克鲁玛领导加纳通过“以一切合乎宪法的手段”建立了黑非洲第一个共和国。无论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还是恩克鲁玛建立的“自治政府”，都是资产阶级民族革命，都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潮流。
    一
    一战结束后英印矛盾空前激化。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得到大战中效忠英王的报偿--英国承认印度自治（司瓦拉吉），饱受贫困的下层人民要求改善经济地位，穆斯林要求英国兑现在哈里发（基拉法特）问题上的诺言。另一方面，取得一战胜利的英国得意忘形，不但不准备让步，反而制定《罗拉特法》，制造“阿姆利则惨案”，用极其残暴的手段对印度民族力量实行镇压。这样，英印民族矛盾空前激化。面对这种新形势，唯一有可能领导运动的国大党在这紧要关头却表现得软弱无力，暴露了其策略的贫困。提拉克等领导人所能提出的应急措施只是一种“响应性合作”的策略，即在可以合作的地方合作，在应该反对的地方反对。对《罗拉特法》它除了举行政治集会表示抗议之外，一筹莫展；对“阿姆利则大屠杀”它只是要求调查，别无对策。这样，国大党不仅使群众失望，而且也使资产阶级不满。而印度的共产党一成立就遭到残酷镇压，难以掌握革命领导权。恰在此时，甘地提出的在“非暴力”原则指导下，“不与恶魔政府合作”的政治纲领，不仅体现了在战争中壮大的资产阶级要求，而且既能发动群众又能控制群众，以确保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所以甘地“非暴力不合作”一提出，立即受到资产阶级的欢迎。1920年12月，国大党那格浦尔年会正式接受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的纲领，从而开始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的“甘地时代”。可见，“甘地主义”是适应民族解放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
    同样，1947年恩克鲁玛指出：“现在有两种方法可以实现自治，一个是用武装革命的方法，另一个是利用合乎宪法和法律的非暴力的方法。……我赞成采用后一个方法。”（注：《恩克鲁玛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116页。）为什么要采取后一种方法呢？ 这与二战后的国际形势密不可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经济高涨导致了非洲社会发生急剧的变化（注：阿贾伊与米查尔·克罗德：《西非史》第二卷（J · F ·Ajayi&Michaed Crowder:History of west Africa）伦敦1974年，第67页。）。战后英法比等帝国主义国家都把“复兴”的希望寄托于非洲。如英国政界要人就宣称：掠夺“非洲的财富就可以使英国重新成为世界上的政治经济领导力量之一”（注：帕姆·杜德：《英国和英帝国危机》第200页。）。因此帝国主义国家争着向非洲投资， 其结果使“移植”资本主义在非洲迅速发展，同时使非洲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知识分子进一步扩大。在加纳一方面是英殖民者和加纳人民大众的矛盾空前激化，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尚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唯一能担当历史重任的是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所建立的党。1947年12月29日，加纳第一个民族主义政党--“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成立，该党宣布：“它的目标是在最短的时期内为酋长和人民建立自治政府，而这一切要通过法律和宪法的手段来达到。”（注：F· M ·布瑞特：《加纳走向独立的道路：1919-1957年》，牛津1960年，第167页。 ）这样加纳民族独立运动走非暴力的道路便是必然的了。
    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甘地和恩克鲁玛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对本国历史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受到当时和后世人民的敬仰。尼赫鲁称甘地“培养了印度人的品格和骨气，而且在这方面获得了惊人的成功”（注：《尼赫鲁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85页。），被誉为“印度之父”。恩克鲁玛成为非洲自由的象征，被誉为“非洲的政治明星”。
    甘地和恩克鲁玛比他们同时代政治家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能联系群众。甘地改变了国大党过去的封闭状态，使党的成分发生变化，国大党由一个松散的城市中等阶级的组织改造成为一个群众性的资产阶级政党。甘地用自己的威信和影响，组织了千千万万群众，调动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力量，这是他对民族独立运动的巨大贡献。恩克鲁玛号召：“要让每一个男男女女都加入到各种政治组织和农会、工会、合作社，青年运动中去。要让每一个人都应是某一组织的成员。”（注：阿贾伊与米查尔·克罗德：《西非史》第二卷（J·F · Ajayi&Michaed Crowder:History of west Africa）伦敦1974年，第15页。 ）他自称：“我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们接触了人民，因而了解他们的心境和痛苦。同时我们并没有排斥任何人。”（注：《恩克鲁玛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114页。）
    甘地和恩克鲁玛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1920年甘地修改了国大党的纲领，明确写入“用一切和平与合法手段取得印度自治”。为此先后领导了1920-1922年、1930-1934年、1942年三次全国规模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一生曾15次被捕，18次绝食。为了印度自治而鞠躬尽瘁。恩克鲁玛不仅接受了加维的“非洲人的非洲”的哲学思想，而且，提出了自己关于“非暴力积极行动”的主张，为加纳的独立多次被捕。
    甘地和恩克鲁玛都主张用“非暴力”的手段达到自治。甘地把非暴力当作唯一的斗争手段，把民族独立运动限制在非暴力的界限内，不许越雷池一步。例如，1922年当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发展到高潮，国大党准备在巴多利开展群众性公民不服从运动时，因发生乔里乔拉事件，甘地便决定推迟计划，停止运动。这个决定在国大党内外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尼赫鲁质问道：“难道因为穷乡僻壤一群激动的农民的行动，我们争取自由的民族斗争就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停止吗？”（注：《尼赫鲁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92页。）但甘地告诉尼赫鲁：“如果这件事不被制止，我们就会不是领导一场非暴力斗争而是领导一场本质上是暴力的斗争。”（注：V·D·玛汉杰：《民族运动的领袖们》新德里1975年，第210页。 ）他表示：“宁愿欢迎即使是全盘的失败也不愿非暴力受到损害，不愿以毫厘之差的违反而获得可疑的胜利。”（注：杜德《今日印度》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第80页。）恩克鲁玛接受了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思想”，领导加纳人民发动“积极行动”运动，即“采取我们能够用来打击在我国的帝国主义力量的一切合乎法律和宪法的手段。我们的武器就是：合法的政治鼓动、新闻报纸和教育运动。而作为最后的手段是，依据绝对非暴力的原则在宪法的范围之内运用罢工、抵制和不合作，就像甘地曾在印度所运用的那样。”（注：《恩克鲁玛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117页。 ）恩克鲁玛仔细研究甘地不合作运动的效果，认为只要“当这个政策能得到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的支持的时候，它就可能成为解决殖民问题的办法”（注：《恩克鲁玛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2页。）。 加纳独立后，恩克鲁玛访问印度时，称甘地的思想给了他极大的鼓舞，“印度和加纳的独立斗争有许多共同点”（注：克瓦米·恩克鲁玛：《论自由，非洲人思想的陈述》（Kwame NkrumahiI speak of Freedom, A statement of African Ideology）伦敦1961年，第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