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安著的《世界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已经与读者见面了。这部书稿共33万字，记叙了从1905年到1945年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一部有一定分量的世界现代史著作。
    这部著作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本书以1905年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这是一个鲜明的特点。关于世界现代史的开端，学术界目前有两种看法：一种是传统的观点，即以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俄国和世界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人类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因而是世界现代史的开端，这种观点过去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第二种观点是以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为代表的观点，提出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由分散、孤立发展连接成为一个互相倚伏、互相影响的整体作为世界现代史开端之说。本书又提出了一种新的开端说，即以1905年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列宁说过：“应该挑出那些特别突出，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作为历史运动的路标。”作者以此为标准，认为世界现代史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也是世界一体化正在进行的时代，能反映这些特征的事件就可以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作者希望以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代作为分界的标志，1905年就是这样一个年代，原因如下：第一，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垄断，进入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又一个阶段，帝国主义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的，这时世界已被瓜分完毕。这符合马克思主义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作为衡量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并作为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准，1905年就处在这一时期。第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由分散发展到整体发展的转变逐渐完成，由于资本主义不断由中心区域向边缘区域扩展，近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技术将世界的距离拉近，世界市场终于形成，世界连接成为一个整体，1905年就处于这一时期。此外作者又提出了7条理由，说明以1905年作为世界现代史开端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应该说，以哪一个时段或年代作为世界近代、现代的分界线，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一成不变的结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作者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可嘉的，作者提出的论点毕竟是关于世界现代史分期的一个新的观点，虽然这种观点还有待于时间和事实的进一步检验，但作者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该书在体例、写法上较过去的世界现代史著作有所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开篇先写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及其相互关系，这与传统的世界现代史著作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的世界现代史著作，大多突出以重大的政治事件作为划界的标志，是过去侧重政治史的传统在世界现代史领域的延续。开篇先写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阐述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进入20世纪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人类的物质文明所达到的程度以及世界向何处发展，体现了经济基础是一切社会和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这一唯物史观的思想。现代化，是在近代西方国家工业革命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是指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全方位的变革，它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趋势。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国家，是先进国家，它把其他落后国家和地区紧密地连接在以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巨大网络之中，由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这三个组成部分构成一个整体结构，世界由此形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整体的世界历史由此产生。作者在书中是按照8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来写的，如德国实现现代化的时间短、速度快、效率高；法国实现现代化的步伐十分艰难；英国比较顺利地实现现代化，进入20世纪后，经济发展开始缓慢下来；意大利的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十分缓慢，国家显得贫弱；俄国的工业化进程较慢并遗留下很多问题；奥匈帝国的工业化和国家统一相背离；美国的崛起和日本的兴起。作者这样写，固然有分国分节论述的方便，但如果最后再用一节综合论述欧美主要国家实现现代化，工业化、现代化在世界的扩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把世界紧密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以及所发生的这一切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就会更好一些，这样由点及面，由部分到整体，就会便于读者对20世纪的世界历史有更深刻的理解。
    （2）全书比较注重对世界各地经济发展的分析，重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全书不仅对当时世界上主要国家英、法、德、俄（苏联）、美、日、意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在不同历史阶段做了比较分析，而且对一些亚、非、拉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也做了阐述。对西方主要国家在20世纪初、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社会情况所做的论述，有助于读者理解在不同的时期各国的政治变动和外交政策的变化，有助于理解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关系。例如，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沉重地打击了资本主义各国，由于各国的国情差异和应付危机的方式不同，出现了德、意、日法西斯类型的国家，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和英、法等所谓反危机不力的民主国家，表现在外交政策上，就是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对外侵略扩张，英、法的绥靖政策和美国继续奉行孤立主义政策。
    再次，针对以往教材和著作中忽略的部分，作者有针对性地增加了对欧洲非主流国家和亚、非、拉美国家和地区历史叙述的分量。全书增加了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巴勒斯坦问题、巴西瓦加斯军事独裁统治、南非历史等的阐述，使二战以后的许多历史现象找到了它的源头。例如，在第6章“1920年至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及其对西方国家的冲击”中，增加了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促使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奠定了北欧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在瑞典，由汉森领导的社会党执政后，摈弃自由贸易政策，实行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并逐渐向福利国家迈进，开西方二战以后福利国家的先河。再如，关于巴勒斯坦问题，本书首先交待，一战以后巴勒斯坦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由于英国在一战时期发表《贝尔福宣言》，公开保证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之家”；接着叙述了二三十年代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政策，使二战以后的阿以冲突找到了它的历史根源。
    通观全书，作者在体例等方面做了一些创新，使该书特点突出，但也存在一些值得探讨和商榷的地方。
    首先，由于种种原因，作者所论述的一些问题，视野显得不够开阔，观点显得陈旧了一些。例如关于苏联农业集体化的论述，作者简单地认为农业集体化破坏了农村中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开始了一种适合工业化的新的农业生产模式，并且促进了工业化的进行。而实际上，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工业、农业、科技等的发展有其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一种经济运行模式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不仅要看短期效果，还要看长期的结果，而且还要衡量建立的这一模式（即经济运行的制度基础）的投入与产出的效益之比是否经济。如果脱离了这些条件和结果，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得出的结论是很难让人信服的。此类问题还有一些，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其次，作者对一些问题的论述尚欠严谨。比如说“波兰有长期的反共历史以及反对犹太人的传统”（该书第201页）。而事实上，波兰从一战以后复国到1939年沦亡，不过20年左右时间，虽然有过反共的历史，但能说“长期”吗？
    瑕不掩瑜，该书仍然是一部有一定分量的世界现代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