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是近代英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期间，英国传统的经济与商业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1864年对《谷物法》的废除。自此，英国打破最后的关税壁垒，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关于自由贸易原则在英国的实现，人们通常集中于研究围绕《谷物法》废除所展开的矛盾与斗争，而忽略了英国从重商主义转向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环节-19世纪20年代哈斯基森的关税改革。本文试图对这一史实进行考察，阐明其在英国经济与商业政策变革过程中的地位。
    一、哈斯基森改革的历史背景
    反法战争的胜利，给英国社会及历史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从此，英国与法国争夺商业与殖民霸权的长期较量真正划上了句号，法国降为二等国家，英国实现了其“进一步扩展在东方的贸易和夺取世界各地战略据点的目标”（注：W.D.Hussey,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 1500-196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3,P.144.），不仅将战争中占领的法、西、荷等国海外殖民地的大部分据为己有，而且成为傲视欧洲群雄、独享海上霸权的世界级强国。
    然而，战争对英国国内的影响却是双重的。长达23年的对法战争加速了英国工业化的进程，“当19世纪开始时，不列颠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与贸易国。”（注：D.Thompson,The British People 1760-1902,London,1981,P.63.）但战争刚刚结束，英国国内经济的不景气与社会的动荡，立即不可遏止地弥漫开来，人们惊讶地发现，普遍的贫困与不满已遍布全国，社会矛盾在迅速激化。一些人将贫困与骚动产生的原因归之于战争；一些人将其归之于机器时代的到来；一些人抱怨农作物的收成不好；更多的人抱怨政府的财政与税收政策。各种激进主义的主张被提出，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也应运而生。这一切都表明，英国正处于改革的前夜。
    威廉·哈斯基森是19世纪初期英国杰出的自由主义政治家，1770年出生，青少年时代在巴黎度过。与乔治·坎宁相识后成为终生的挚友，并在仕途上相互提携。拿破仑战争期间，哈斯基森两次在财政部任职，并显现在处理经济事务的才能。1810年，他发表《货币的贬值》一文，该文为他赢得贸易与金融专家的声誉。1819年，他成为财政委员会成员，为利物浦内阁充当经济事务顾问。1822年，乔治·坎宁接替自杀身亡的卡斯尔累担任外交大臣，哈斯基森遂于次年就任商务大臣。与此同时，罗伯特·皮尔也担任了内务大臣。
    坎宁、哈斯基森和皮尔都是托利党内的自由派，尤其是称自己为亚当·斯密学生的哈斯基森。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初期到20年代，英国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哈斯基森在天主教徒权利、议会改革等重大问题上，都始终持自由主义立场，他的自由贸易主张与倾向更是“尽人皆知”（注：Marcus R.P.Dorman,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Vol.2 London,1904,P.297.）。他和坎宁、皮尔几乎同时进入内阁，并分别掌管了英国外交、内政以及商业贸易大权，并非偶然，这既反映了时代的需求与呼唤，也标志着改革时代的来临。似乎是历史选择了哈斯基森，使其成为英国从传统商业政策向自由主义政策转变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
    英国传统商业政策的基本特征是对外贸易的高度垄断与保护主义。当代法国学者帕斯卡·萨兰认为：“保护主义是国家强制权力的表现。……任何时代，各政府都试图控制贸易，保护本国经济，抵制外部竞争。”（注：帕斯卡·萨兰：《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商务印书馆1997版，第107页。）他在对贸易保护主义进行历史考察时指出：近代以来，“随着柯尔培尔的重商主义者统治经济理论，……保护主义几乎流行于整个欧洲。”（注：帕斯卡·萨兰：《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商务印书馆1997版，第109页。）萨兰的分析与判断符合历史的真实。
    早在17世纪中期，英国就开始实施垄断性商业与贸易政策，并因此与当时的强国荷兰在几十年间三次开战。在重商主义国策指导下，英国先后与西班牙、荷兰、法国在海外贸易与殖民扩张上展开长期激烈争夺，用战争手段赢得了海上霸权，建立起一个海外殖民帝国，并逐步形成一套高度垄断的贸易保护体系，它包括垄断海运业的《航海条例》，垄断殖民地贸易的“旧殖民制度”，以及对欧洲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凭借强大的海军和庞大的海外殖民地，保护性贸易政策为英国攫取了最大限度的商业利益，因此，它的历史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
    100年后，随着工业革命在英国的兴起，这种垄断性商业政策开始不断遭到抨击。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成为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最伟大的旗手，到18世纪末，他的自由贸易主张在英国政界已产生一定影响，小皮特等甚至公开宣称自己是斯密的学生。然而，传统商业政策并未在自由主义思想冲击下崩溃，小皮特本人虽然从1783年起就担任首相，但他在反法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面对来自利益集团的反对，只是设法对当时通行的关税水平进行了适度的削减。”（注：James S.Olson and Robert Shadle（ed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1 Greenword Press,1996,P.442.）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垄断与保护依然是英国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英国议会不仅固守着《航海条例》，而且在1815年通过了臭名昭著的《谷物法》，传统商业政策下的关税体制似乎不可动摇。
    事实上，对19世纪初的许多英国人来说，放弃垄断与保护，实行开放性的自由贸易，其好处并非不证自明。例如，著名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就曾反对废除《谷物法》，认为这是“冒着摧毁英国社会农业基础的危险，去实现可能证明仅仅是暂时的商业利益，是一种愚蠢的做法。”（注：Andrew Gamble,Britain in Decline,London,1981,P.50.）显然，在当时的英国，与政治上的激进和保守相对应，实际上存在着赞成和反对自由贸易两股对立的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