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哈斯基森改革的评价
    （一）哈斯基森改革廓清了英国通往自由贸易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由于个人性格和托利党内派系斗争等原因，哈斯基森的政治生命只显现出短暂的辉煌（注：1827年8月坎宁在任首相几个月后病逝，哈斯基森在威灵顿内阁中改任陆军与殖民大臣，1828年因关系不睦去职。）。哈斯基森担任商务大臣只有5年时间，但整个19世纪20年代英国大刀阔斧的商业与关税政策改革，主要是在他的任内进行的。他在贸易与财政政策上的远见卓识和大胆举措，为英国冲破传统的束缚，走向变革，走向自由贸易，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当1830年哈斯基森去世时，他的同时代人写道：“在议会内，也许在议会外，没有人对金融、商业、贸易、殖民地事务像他那样精通。因此，他的死是一个巨大的，无可弥补的损失。”（注：Lucy Brown,The Board of Trade and the Free Trade Movement,Oxford,1958,P.1.）
    对于哈斯基森改革的历史地位，不少英国学者评价甚高。几乎所有涉及英国走向自由贸易进程的著作，都必提哈斯基森改革的成就。有人甚至认为：当哈斯基森接任商务大臣一职时，“英国历史便开始了一个新时代”（注：Marcus R.P.Dorman,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Vol.2.London,1904,P.297.）。著名历史学家菲德豪斯则指出：“从1830年起，不列颠帝国即成为自由贸易国家。”（注：D.K.Fieldhouse,The Colonial Empire-A Comparative Survey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Macmillan,1982,P.242.）这个判断虽有些过于乐观，因为英国完全成为自由贸易国家，是在废除《谷物法》和《航海条例》之后，但正是哈斯基森所进行的商业与关税政策改革，廓清了英国通往自由贸易的主要障碍，因此，其开拓性地位与重要性显然是不容置疑的。
    （二）哈斯基森改革是19世纪20年代英国自由主义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是以日趋走向自由主义的形象载入编年史的。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使实行改革成为许多人的共识，甚至一些原先十分保守的人，也开始转变立场。例如首相利物浦（1812-1827），从1820年起就逐渐转向自由主义，多次在议会演讲中表示赞同降低关税、放宽谷物进口限制等主张。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保守主义仍有很大势力，但自由主义思想及改革已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正是在这种氛围下，一批自由派人物得以在政治舞台上施展才能与政治抱负。当哈斯基森进行关税政策改革之时，皮尔也在大力推行司法制度改革，他取消了200多项过时的刑法，免除了100多种死刑罪。此外，还建立了警察队伍，废止了实施多年的“禁止结社法”，使工会组织合法化。在外交领域，坎宁则更加引人注目，上任伊始就打出自由主义旗号，与“神圣同盟”分道扬镳，公开支持西属拉美的独立运动，率先承认新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并与之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从而为英国工业品进入和占领拉丁美洲市场开辟了道路。坎宁推行的与欧洲列强截然不同的外交政策，从根本上说，是服务于同时期英国迅速扩大对外贸易的经济需求，而哈斯基森和皮尔所推行的改革，则进一步强化了英国的自由主义形象。换言之，这一时期英国各个领域的改革是相互呼应的。
    （三）哈斯基森改革的历史局限。
    哈斯基森是一个现实主义政治家，又是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信奉者，他认识到：鼓励与扶持制造业的发展是增强国家财政实力的重要途径。因此，哈斯基森所有改善贸易关系、放宽贸易限制、取消过时禁令的改革措施，无不围绕着促进国内制造业及对外贸易发展的目标。可以说，哈斯基森走在了时代的前头。
    然而，任何一个政治家，都只能在客观现实许可的范围内行动，不可能超越时代太远，哈斯基森的改革也同样如此。他本来打算尽可能实行开放性贸易，但在现实的压力下，不得不作出一些妥协。例如，由于兰开郡工厂主的激烈反对，哈斯基森被迫放弃废除机器出口禁令的打算。英国对机器出口的限制又持续了20年，直到1843年才最终取消。
    哈斯基森改革无疑是对英国传统贸易政策与原则的背离，但就其实际影响和范围来说，还很有限。例如，《航海条例》虽做了较大的修订，但其内容实际上只对拥有大规模商船船队的国家才有意义，英国商船仍然占有世界航运业的大部分份额；在欧洲国家出产的物品中，仍有相当一部分被列入必须用英国船只或出产国和出口国船只运输的清单；《航海条例》中有关禁令的取消与放宽，也只限于美洲和欧洲国家，对亚洲和非洲国家商品的限制依然如故。
    此外，哈斯基森虽然是英国走向自由贸易的先锋，却不是一个彻底的自由贸易论者，他与同时代的自由主义者一样，抱有很强的“帝国精神”。因此，19世纪20年代英国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没有触动或削弱帝国内部关税优惠的原则，殖民地出产的物品，如加拿大的木材与小麦，东印度和西印度的蔗糖与咖啡，以及开普殖民地的红酒等，都继续享受英国的优惠关税。当美国对英国的帝国内部关税优惠政策表示不满，要求给予同样的待遇时，哈斯基森毫不让步，认为这是“一个在独立的国家之间商业关系中闻所未闻的借口，就象英国要求美国对西印度群岛的糖或甜酒，在进入纽约时给予和路易斯安那的出产物相同条件与关税一样没有道理。”（注：Huskisson Speeches,Vol,2 P.315.）对波罗的海国家的木材进口税，哈斯基森也拒绝做进一步削减，理由是将会损害加拿大的木材贸易。尽管波罗的海国家的木材要比加拿大木材更适于造船，但他仍然认为，加拿大木材“产自我们自己的殖民地，用我们自己的船只运输，因而对大不列颠是最有价值的贸易。”（注：HuskissonSpeeches,Vol,2 P.362.）哈斯基森保护殖民地利益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对传统商业贸易政策的改革，带来对外贸易的繁荣与扩张，也将英国对殖民地两百年的垄断贸易打开了一个不小的缺口，尽管因历史的局限，哈斯基森没有也不可能使英国完全走上自由贸易的坦途，但他已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任务。在英国以自由主义取代重商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哈斯基森改革理应占有重要一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