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哈斯基森的关税政策改革
    哈斯基森走马上任，首先面对的是在国内招致怨声的《谷物法》，和激起各国与英国关税战的《航海条例》。
    1815年《谷物法》是英国议会不顾新兴工业地区的激烈反对和抗议通过的。它规定只有当国内粮食价格超过每夸脱80先令时，才允许从国外进口谷物。显然，该法令保护的是英国土地贵族的利益，这些人是拿破仑战争期间粮价高涨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害怕战争结束后欧洲传统谷物出口国家的廉价粮食涌入英国，因此强烈要求政府对农业实行保护。《谷物法》的实施保证了土地贵族的巨大利润，刺激了物价的上涨与投机之风的盛行，使工资劳动者和城市居民深受其害。失业与贫困带来购买力的低下与消费需求不足，直接损害了制造业阶级的利益，并最终导致商业的停滞。与此同时，《谷物法》还招致欧洲国家的关税报复，其结果是“既增加了国内生产的成本，也限制了英国工业品在国外市场的销售。”（注：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London,1996,P.334.）
    《航海条例》是自查理二世以来英帝国内垄断性贸易政策的基石，它对英国工商业发展的不利之处，首先是使制造业阶级无法以最便宜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上购买英国工业所需的原料，其次是造成欧洲国家愈演愈烈的关税报复。
    根据查理二世时代的法令，所有亚洲、非洲、美洲及欧洲的货物，只有用英国船员指挥和驾驶的英国船只运输才能进入英国，否则就被课以极高的关税。在北美独立战争之前的100多年间，《航海条例》的各项禁令基本上得到顺利执行。美国独立后，立即开始对英国船只运输的货物征收同样高的进口关税，结果，两国的船队不得不装载压舱物横渡大西洋。这种关税战的直接后果是商品运输成本的增加，消费者因此不得不支付双倍的运费。到1815年，两国终于放弃对双方都不利的关税战，相互给对方以优惠关税。之后，荷兰、葡萄牙、普鲁士等欧洲国家纷纷仿效，强烈要求英国给予同样的优惠，并都以提高对英国船只的关税作为手段。因此，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几年里，英国一直处于与欧洲国家激烈的关税纠纷中。
    此时的英国，正值工业革命进入突飞猛进阶段，急需扩张国际市场，而传统的保护性关税政策，显然已成了工商业发展的桎梏。作为一个信奉亚当·斯密学说的政治家，哈斯基森早已敏锐地捕捉到困扰英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所在。他认为：“开放性贸易，尤其是对一个富裕和繁荣的国家，比任何形式的垄断都要有价值的多。”（注：Huskisson,Speeches,Vol.2P.321.）因此，必须对“旧的、没有希望的”商业政策，进行大力改革，其中：制定新贸易政策，调整已过时的通商法规，修正与其他国家贸易关系，满足英国制造业进一步拓展国外市场、获取廉价工业原料和食品的需求，成为当务之急。
    在哈斯基森进入内阁前，政府内的自由派人士对传统商业政策的调整已经开始。1820年，伦敦商人首先向议会请愿，要求实现自由贸易。同年，政府开始就对外贸易问题进行调查，这次调查直接导致了随后的关税调整。1821年，英国降低了针对波罗的海国家木材的高额关税。1822年，修改了造成国内社会矛盾尖锐化的《谷物法》，放宽了允许外国谷物进口的标准。同年，商务部将《航海条例》中大部分限制条款予以废除。
    哈斯基森上任后，为彻底消除与欧洲国家的贸易纠纷，立即向议会提出《互惠关税法案》，建议对所有进入英国的货物，不论用何种船只运输，一律征收同等关税并实行税后退款。该法案终于以75票对15票被下院通过。起初，《互惠关税法案》受到英国国内商船主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担心海运业的垄断权因此被剥夺。然而，法案实施后英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大大补偿了他们的损失，各种不满很快消散。
    在努力与各国建立贸易互惠关系的同时，哈斯基森不遗余力地推行他的自由主义商业政策。从1823年到1825年，他先后取消了长期以来对外国生丝输入英国的禁令，调整降低了全部的商品进口关税。特别是1825年，哈斯基森对《航海条例》继续作出重大修订，宣布向所有拥有海外殖民地的国家开放英国的殖民地贸易，条件是这些国家必须作出相同的让步。1827年，再次修订《谷物法》，进一步降低了允许谷物进口的价格标准。
    哈斯基森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它既遭到托利党内部保守派和国内保护主义者的反对，又遇上经济萧条的冲击。1825年，英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经济危机爆发，许多人将危机造成的困境归咎于政府的改革。对此，哈斯基森的同代人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个国家所有最能干的人都与他意见一致，而人民大众则被说服，认为他的计划非常有害。”（注：The Greville Memoirs,edited by Lytton Strachey and Roger Fulford,Vol.2,London,1938,P.47.）
    哈斯基森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原则与信念，多次在议会中发表演讲，其中最具影响的有三次，分别为“自由贸易制度对丝织业的影响”（1826·2）、“联合王国的航海状况”（1826·5）、“英国船运业利益的状况”（1827·5）。哈斯基森认为：随着美国的独立与荷兰的衰落，英国旧的航海条例和与之相关联的歧视性关税，已成为无用和阻碍之物。而英国由于工业革命及岛国的自然条件，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原料与食品的供应愈来愈依赖国外市场，因此，只有更多地依靠工业技术的霸权，而不是用人为手段增加贸易，才真正符合英国的利益。在演讲中，他充分阐述了拥有海上霸权和工业霸权给英国带来的巨大优势，并不无远见地指出：在这种前提下，进行贸易与关税政策的调整，不仅不会损害英国的商业利益，相反，改革所带来的外国商品的竞争，会更加刺激英国经济的发展（注：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2,London,1940,P.390.）。
    历史验证了哈斯基森的预见，经济危机过去后，后对改革的议论逐渐平息。随着英国对外贸易的扩大，到1828年哈斯基森离开内阁时，保护主义的坚冰已被打破，关税政策改革的成功已成为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