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在北京西南卢沟桥畔挑起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之后，日本按照蓄谋已久的计划，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29日侵占北平；7月30日侵占天津；8月13 日在上海挑起“八·一三事变”，11月侵占上海；12月13日侵占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日军攻城掠地，铁蹄践踏了我国半壁河山，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累累罪行。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比巨大的损失：伤亡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日本侵略者的罪恶暴行，是人类史上所罕见的。这段中华民族悲惨苦难的历史，是不会因岁月流逝而被淡忘的。
    然而，在战后50多年间，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及右翼势力，一天也没有停止其为军国主义及侵略历史进行翻案的活动。以1963年9 月日本《中央公论》开始连载右翼作家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为标志，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及右翼势力更不断掀起阵阵浊浪，肆意歪曲历史，矢口否认战争罪行，公然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妄图为日本军国主义全面翻案。为纪念“七·七事变”63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5周年，为驳斥日本右翼势力公然篡改历史、美化军国主义的倒行逆施，本文拟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精神渊源、核心思想及理论基础三个方面进行概述和剖析，揭示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加深我们的认识。
    武士道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精神渊源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渊源于日本封建军国主义，它对内实行极权统治和统制经济，对外实行武力扩张，力图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一句话，军国主义是以“军事立国”并进行统治的反动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则是日本武士道。
    日本武士产生于八、九世纪，从11世纪起，日本武士阶层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以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为标志，武士掌握了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镰仓幕府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武士政权，从此，武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日本武士阶级以攻战杀伐为职业，是自古代中世纪已出现的军国主义的鼓吹者，是军国主义政策的制定者、推行者和身体力行者。在日本历史上，幕府时代长达676年之久， 武士阶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逐渐形成武士道，它对政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极其深远，从而使日本具有了军国主义思想文化传统。
    武士道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是武士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艺和绝对服从等封建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导源于神道教、佛教、儒学及皇国迷信的日本武士道，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即江户时代以前的旧型武士道、江户时代的新型武士道和明治维新后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及国民精神的武士道。
    旧型武士道只是较为粗陋的“武者之习”、“兵之道”和“实践之道”，是作战争斗者的伦理规范，它崇尚和重视主从关系，强调和讲究复仇和殉死，它超越理性，不辨是非，只倡导为主君献身。旧型武士道的代表人物宫本武藏是著名剑道家，他的一生表现了日本武士传统的好勇斗狠和极端残忍性，动辄下毒手，致人死命。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者经常鼓吹、宣扬宫本的做法及精神，为侵略战争服务。
    江户时代对武士道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大量吸取儒家思想，建立了以儒学思想为理论骨架的武士道，即“士道”。这种新的“士道”论者以山鹿素行为主要代表。山鹿素行将毕生精力倾注在建立新武士道理论体系上，他的文集被称为日本“国民道德的权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谛”。山鹿素行把“安天命”、“尽忠孝，讲仁义”等作为武士修养的内容，把“得主尽忠”作为武士应尽的本份，向武士灌输“忠于主君”、“不顾身家”的思想，还要有“报恩、克己、面对死亡而不动摇的勇气”。并规定了一套繁杂的道德规范、规矩和礼法。山鹿素行的“武士道”理论，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他们以“武士道”精神、“征战光荣”的思想和“忠勇义烈”的事迹，对军队进行奴化教育，使其充当征服世界的侵略战争的炮灰。山鹿素行还有强烈的儒家尊王思想和神道的日本中心主义。他将日本称为“中朝”或“中华”，主张日本天皇“可至万世而为君”，“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与天地无穷”以便维护万世一系的“国体”，山鹿素行的这些神道教、儒学及皇国史观中的封建思想糟粕对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亦有深远的恶劣影响。
    到江户时代后期，日本阳明派学者、明治维新的先驱者吉田松阴在山鹿素行武士道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七规七则”和“忠魂不灭”说。他认为一般人死则魂灭，而忠魂不同，将永久不灭。这一“理论”及其实践，对明治维新后尊崇天皇，效忠天皇的思潮影响极为深远，对军国主义鼓吹为天皇效死，欺骗日本人民盲目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发挥了很大作用。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转变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伦理和扩展为国民普遍道德及行动准则的武士道，更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明治时代的武士道对江户时代的武士道进行了扬弃转化。其内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将以前分别效忠各自主君舍弃，转而强调全体日本人只效忠天皇一个人，即将效忠对象由多元转化为一元。手握神权并总揽国家大权的天皇，君临万民之上，构筑了“一君万民”的体制。同时，明治时代的国体论宣扬神造日本，天皇为“现人神”，有权依据“神敕”统治日本。而《大日本帝国宪法》这一国家根本大法的核心即是“天皇主权论”，宪法规定日本“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统帅陆海军”。故报效国家就是效忠天皇，效忠天皇亦由报效国家来体现。二是打破重义轻利的武士道传统观念，提出“士魂商才”方针。“士魂”，即武士之魂、武士精神，其核心就是“忠君爱国”观念；“商才”，即经商之才。三是将江户时代山鹿素行等人提倡的圣人之道全部抹煞舍弃，而把奴性、愚昧和野蛮的兽性、恶性发展到极端，崇拜残忍，歌颂殉死“玉碎”。
    明治政府确定了日本“与万国对峙”的目标以后，以发布《教育敕语》为标志，将原来适用对象仅为武士的武士道，扩大为适用于全体日本国民。在扩张国权、宣扬国威的喧嚣声中，武士道被纳入近代军国主义轨道，成为军国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成为军国主义侵略的主要精神工具。
    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武士道，对内作为精神工具，毒化和控制日本国民的思想；对外则鼓舞日本国民踏上了侵略亚洲各国的道路。由此拉开了日本近现代史上武士道倡导穷兵黩武、为战争服务的罪恶帷幕。日本军人在武士道的支配下，占领台湾，吞并琉球、朝鲜，侵略中国大陆、挑起太平洋战争。日本国民在武士道的鼓舞下把对外侵略战争看作是为“皇国”的“圣战”，以充当炮灰为荣，自愿做“神风”队员、“特攻”队员，把自己当作肉弹进行自杀性进攻。武士道精神把日本民族引向战争灾难，吞噬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日本青年，并给亚洲人民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更为巨大和深重的灾难。日本侵略军的暴行令人发指，在整个人类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武士道一词也因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和日军的侵略暴行联系在一起，而令人反感和憎恶乃至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