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运动的作用
    “奇卡诺运动”是墨西哥裔美国人为争取民族自由、平等权利的一个社会运动，它是继黑人民权运动后的又一个美国少数族裔集团的民权运动。“奇卡诺运动”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不仅是在墨西哥族群内部，在其他西裔团体内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运动的主要作用反映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强化了墨西哥族群内部和西裔团体内的认同。长期以来，由“奇卡诺运动”活动家所提出的墨西哥裔美国人族裔和文化认同对墨西哥裔美国人在墨西哥移民问题上的态度有很大影响，但用否定美国传统同化模式的方法来重新界定奇卡诺社区，强调墨西哥文化、历史、语言的重要性，是奇卡诺活动家的一个主要手段。“奇卡诺运动”改变了美国社会中以往对墨西哥非法移民的全盘否定的态度。一些原先对墨西哥非法移民持强硬态度的组织，如创建于1923年的西裔最早、最大的政治组织--“全拉美公民联盟”和1948年创立的“美国CI论坛”在1971年国会关于非法移民听政会上也一改传统的强硬态度，转向较为模棱两可的态度。在此之前，两个组织的发言人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支持政府的。这两个组织态度的转变也影响了其他一些组织在墨西哥非法移民问题上的态度。“墨西哥裔美国人政治协会”曾对美墨两国的“季节工人”项目表示极大的反对并曾极力游说国会废除该项目，并主张对非法移民采取严厉的法律制裁。但在经历了奇卡诺文化运动的冲击后，其态度也大有改观。1971年该协会主席阿曼多·罗德瑞格兹在国会就“阿内特”（Arnett）立法举行的小组听证会作证时解释他的协会将计划对“阿内特”立法表示反对，因为这将开启“歧视之门”，使那些看上去像拉美人的人受到歧视。（注：参见《美国移民和族裔史上的主要问题--文献与论文》，第445页。）他的发言改变了该组织传统的反对非法移民的惯例，表明墨西哥裔美国人在族裔认同问题上有新的突破。
    1975年之前，许多墨西哥裔美国人将他们作为美国公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将墨西哥非法移民的利益放在第二位，但1975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墨西哥美国学生联盟”、“墨西哥裔美国人青年组织”、“棕色贝雷帽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墨西哥集体认同的观念得到强化。这些墨西哥裔美国人开始逐步意识到墨西哥非法移民问题与墨西哥裔美国人的平等权利之间的关系，意识到一个由墨西哥移民和墨西哥裔美国人组成的联合阵线将有利于“平等权利”的保障。1977年夏天，卡特政府宣布移民改革方案时指责非法移民违反了国家移民法，抢夺了美国公民的饭碗，给当地政府和州政府带来了财政上的重担。墨西哥裔美国人和奇卡诺民权发言人闻讯后立即联合起来，对卡特政府的“反非法移民”计划表示抗议。（注：参见亚历杭德罗·波特斯、鲁本·G·鲁鲍特：《移民的美国--大特写》（Alejandro,Portes & Ruben G.Rumbaut,Immigrant America-A Portrait），加利福尼亚，1996年，第124-129页。）
    1977年10月，第一届全国奇卡诺－拉美国家关于移民和公共政策大会在圣安东尼召开。大会吸引了近2000人，代表来自许多著名的族裔组织，如：“美国GI论坛”、“正义十字军”、“社会工人党”和拉美裔选举人选出的政府官员等。在3天的会议中和会后的几星期里，与会者清楚地表明他们反对卡特计划并宣称该计划将遭到全体拉美裔人的反对。大会呼吁采取行动并严厉指出“事情的真相是拉美裔人作了政府试图摆脱国内经济膨胀、失业、收入下降、消费下降等困难的替罪羊”。（注：《美国移民和族裔史上的主要问题--文献与论文》，第438页。）他们强烈地表达了他们对卡特政府的失望之情。大会组织者还提出抗议，指责曾得到大量西裔选票的卡特竟在新移民政策中将“驱逐”矛头直指他们。大会随即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要求对已经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实行无条件大赦，并将宪法权利授予在美国居住的异邦人。大会还要求政府确保外邦人组织工会的权利、接受失业金的权利和其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在近6年的斗争中，奇卡诺活动家和美籍墨西哥活动家在移民问题上达成一致性意见并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辛普森－罗迪诺移民提案”中得到体现。大会在许多方面标志着半个世纪以来关于墨西哥裔美国人的认同辩论达到顶点。虽然代表们在许多问题上观点不一致，但大会所做的决议表明，墨西哥裔美国人和奇卡诺活动家在墨西哥裔美国人和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之间许多较为复杂的政治、社会、文化关系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特别是大会召开这件事的本身表明移民问题已成为墨西哥裔美国人政治中的中心议题，也表明墨西哥裔美国人的族裔认同感开始复苏并得到了呼应。在“奇卡诺运动”不断高涨时期，年轻的“奇卡诺人”开始从关注奇卡诺认同走向关注墨西哥非法移民并将他们视作正在形成的“奇卡诺人”。至1975年，许多奇卡诺组织者已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即：“学会如何保护无证件工人的权利就是学会如何保护我们自己。”（注：《美国移民和族裔史上的主要问题--文献与论文》，第439页。）
    第二，“奇卡诺运动”对墨西哥文化的传播起了巨大的推导作用。虽然运动并未促使美籍墨西哥学生成为激进的社会运动者，（注：因为大部分学生来自工人阶层，他们的父母急切希望自己的子女在大学中获得更多有关建筑、医学、电脑的知识，最终改善他们现有的社会地位。父母的反对和阻挠决定了“奇卡诺运动”的局限性。）但学生对奇卡诺文化的热衷和对奇卡诺文化所举行的各类宣传活动使奇卡诺文化从“边缘文化”走向美国社会，加入美国多元文化的行列。“奇卡诺文学”、“奇卡诺诗歌”成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族裔文学、诗歌的主旋律。1980年“奇卡诺运动”再次复苏，这一复苏主要表现在学术研究领域，特别是一些著名学者著书论述奇卡诺文化，这对奇卡诺文化进入“学术殿堂”起了决定性作用，如著名学者阿尔波特·卡马里欧、雷·伊斯特拉德、琼·恭麦兹·奎朗斯等。“奇卡诺运动”复苏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数以百计的研究或介绍奇卡诺文化的书籍和杂志竞相问世。这些奇卡诺作品主要为诗歌、民歌、小说、剧本。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是：对西裔人的社会现状表示不满，对西裔的族裔性持认同态度。
    第三，“根”意识的强化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与美国其他所有的族裔团体不同，“奇卡诺人”从未将自己视作是一个“移植”民族。他们认为他们在北美最早的墨西哥印第安祖先的历史早于西班牙北美殖民历史。作为“阿兹特兰”的臣民，“奇卡诺人”声称他们属于“阿兹特克”文明，是太阳神的第五个儿子的后裔。美国现今的西南地区，即从加利福尼亚州、新墨西哥州、科罗拉多州、亚利桑那州到得克萨斯州为他们的祖先曾生活了几世纪的领土。自1951年西班牙将墨西哥的这块领土变为其殖民地到1821年墨西哥获得独立的300年间，墨西哥人一直生活在这块土地上。1846-1848年美墨战争标志着墨西哥裔美国人作为美国的一个新少数群体的开始，而战后所签订的“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将墨西哥西北地区割让给美国，正式成为美国的西南地区。这一历史事实为“奇卡诺人”坚持美国西南地区自古为墨西哥领土提供了坚实可信的证据，而奇卡诺活动家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告诉生活在当今美国的墨西哥人，他们的祖先是西南地区的真正主人，总有一天西南地区将回归墨西哥。这样的历史回顾和对墨西哥民族文明源头的追溯使生活在美国的墨西哥人特别是年轻的墨西哥人触动很大。一位墨西哥裔学生说：“当一位身材高挑、非常漂亮的四年级老师对我们说：‘同学们，请拿出加利福尼亚历史书。’我感到非常兴奋和快乐。作为该班的唯一一位拥有西班牙血统的棕色人种学生，我常常感到丢脸。但加州历史的学习使我为我的西班牙祖先对人类的贡献而骄傲。是他们把加州的印第安人教化为天主教徒，教会了他们西班牙语、耕作技艺和手工艺……”（注：吉恩·莫莱斯基－伯兹：《重建个人与文化认同》（Jean Molesky-Poz,Reconstructing Personal and Cultural Identities），载《美国季刊》，1993年12月刊。）年轻学生对自己的祖先文明的骄傲使他们的“根”意识更加强烈，而不平等条约和土地的失去更使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继承祖业，夺回被割让的土地，做西南地区名副其实的主人，成为他们的梦想。
    第四，“奇卡诺运动”唤醒了墨西哥女性反对性别歧视、追求性别平等的意识。在墨西哥的传统文化中，女性在社会中是无地位可言的。相夫教子、操持家务是一个墨西哥妇女一生的全部生活内容。女人无论在家庭，还是在社会中，她们没有发言权和决定权，她们只是作为男人的附属生存着。墨西哥妇女的这种生活模式无论是在墨西哥国内还是在美国一直延续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打破男人一统天下的格局，妇女争取性别平等、反对性别歧视的观念也触发了墨西哥女性对她们所承受的三重压迫--种族压迫、性别压迫、阶级压迫--的反抗意识和追求权利、平等的愿望，但这一反抗和愿望在“奇卡诺运动”初期并未得到支持和鼓励。在“奇卡诺运动”中，女学生的职责只是协助男同学的工作，或煮煮咖啡，或承担清洁工作，或听从男同学的调派，不能担当领导工作。如果一个女性获得了一个领导职务并还有一个男助手，那么这个女性便常常被人辱骂为“女同性恋者”，而那个男助手则被嘲笑没本事。墨西哥知识女性在“奇卡诺运动”的冲击下开始清醒。她们深深地意识到女性的真正解放不能等待别人的施舍，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获得。这些觉醒的知识女性启用了"Chicana"（奇卡那）一词来对应"Chicano"，代表觉醒的墨西哥女性。此后，争取墨西哥女性权利运动也在全美如火如荼地展开。“奇卡那”一词和“奇卡诺”一词一样，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成为热点话题。如今，奇卡那文学、诗歌以其独特的女性细腻的文笔、犀利的笔锋、不落巢臼的视域赢得越来越多的读者和尊敬，成为美国文学的“新边疆”，（注：参见玛丽亚·埃雷拉－索贝克、玛丽亚·海伦娜·维拉蒙特编：《奇卡那的创造力和评论力》（Maria Herrera-Sobek,& Helena Maria.Viramontes,ed.,Chicana Creativity and Criticism），新墨西哥，1996年。）并为在美国的墨西哥女性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文化的热爱起了导航和护航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