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奇卡诺运动”不仅激起美籍墨西哥人对母国的“根情结”，也激起了美国学术界对奇卡诺文化、历史、文学等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奇卡诺文学的发展，这个与西班牙人在新世界登陆的历史一样古老的文学，正是在“奇卡诺运动”的推动下才成为美国文学领域中的一支奇葩，成为“奇卡诺人”在现代美国社会中的地位逐年上升的艺术表现形式。（注：参见费朗西斯科·A·洛梅利、卡尔·B·雪利编：《文学传记手册》（Francisco A.Lomeli & Carl R.Shirley ed.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第122卷，底特律，1992年，第ix页。）在奇卡诺文学的带动下，自20世纪70年代后，对奇卡诺研究的机构在各大学内建立，并主要以西南地区的大学为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1980年创建的“奇卡诺研究中心”（CSRC）在全美最早开展奇卡诺研究，也是《AZTLAN》杂志的主办者。它是美国奇卡诺研究领域跨度最大的中心之一。该中心在1980年从政府“第二阶段教育改进基金会”中得到资助，用以购置奇卡诺研究所需的教学及研究资料。该研究中心对美墨关系、奇卡诺妇女史和奇卡诺政治研究论题投资最多。（注：参见L·H·甘、彼特·J·杜伊格南：《美国的西裔人》（（L.H.Gann,&Peter J.Duignan,The Hispanics in the United States），加利福尼亚，1986年，第189页。）这样的研究势态一方面展示了奇卡诺研究的价值性，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奇卡诺人”的认同进程。墨西哥人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夹缝和社会边缘地带保守着对母国的认同。尽管这份认同饱含着不尽的辛酸和无奈，但它给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墨西哥游子带来了“精神家园”。这样的“精神家园”是每一个社会人的最终归属，墨西哥人也不例外。
    第六，“奇卡诺运动”的真正收获在于墨西哥裔美国人终于找到了自我：既不是墨西哥人，也不是西班牙人；一个既说不好英语，也说不好西班牙语的那个“我”；一个融合了西班牙－墨西哥－印第安人血统但又融合了盎格鲁－撒克逊－美国人文化的那个“他”。这样的“自我”发现所能说明的一个问题是：任何一种文化，当它与其他文化交汇时都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但改变的方向和改变的程度常常受制于社会环境和人为因素。当接受国的主流社会对异文化持宽容态度时，异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汇时的改变方向和改变程度是在“优胜劣汰”的自然竞争中进行，即：异文化调整其不适应接受国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那一部分文化属性，同时接受国的主流文化也不断调整和丢弃其落后的那一部分文化属性，让具有鲜活生命力的异文化补充进来。但当接受国主流社会对异文化持歧视和排斥态度时，异文化将被迫或被强制性地单向性地同化于接受国的主流文化。这种强制性的单向性文化同化在美国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曾经“成功”实现，但这种人为压制下的文化同化模式违背了文化互补和自然进化的属性。因此，这种同化模式的生命周期注定是短暂的，它被双向性文化同化模式的取代是必然的，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墨西哥移民的“我”与“他”的融合正是这种双向同化模式的一个具体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