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托洛茨基认为，新经济政策的提出既是为了满足私有制经济的利益要求，也是为了激发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它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两种经济成分之间长期合作、斗争的一个舞台。这个舞台就是市场。他在1923年俄共（布）十二大上说：“新经济政策是我们自己在同私人资本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阵地。我们建立了这个阵地，使之合法化；我们就要在这个阵地上进行严肃长期的斗争。”[8]这样，在新经济政策的发展中，社会主义成分将日益显示出优越性，逐步改造、排挤、战胜私有制，最终确立统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整体。在他看来，这是个长期、自然的过程，不能在条件还不成熟时就宣布废除新经济政策，取消各种私有经济成分。
    但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又认为市场调节是资本主义的方法，是魔鬼，市场关系的发展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因为既然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市场上的斗争，这就有个谁战胜谁的问题。他一方面认为，在这场斗争中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大的工业生产资料和土地归国家，国家实行贸易垄断，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又认为，国家工业落后，小生产占优势，市场关系的发展对社会主义不利。早在党的十二大上，他就指出：“现在在我国已有相当广泛影响的商业资本同开始逐渐支配其他手工业者的富农手工业者的结合，可能第二次在我国造成真正俄国的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9]他还认为，市场活跃的结果首先是有利于商业资本、小工业和轻工业，而蒙受损失的都是国营企业。在写于1925年8月的小册子《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中，他说：“既然在我国经济中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倾向的斗争，而这两种倾向的合作和竞赛是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所以可以说，斗争的结局将取决于两种倾向的发展速度。换句话说，这就意味着，如果国营工业发展速度比农业慢，而农业又越来越快地分化出两个完全对立的集团：上面是资本主义农场主，下面是无产者，那么，这种过程自然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10]1926年后，苏联经济恢复到了战前水平，但经济发展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联合反对派指责中央的经济政策有富农、资本主义倾向，正在分期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指出：“新经济政策在初步阶段的发展，没有受到坚决的阶级政策的制约和修正”[11]，助长了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以阶级斗争的眼光观察新经济政策执行中的问题，提出“在新经济政策发展的现阶段上，每一个有重大经济意义的问题，尤其是整个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阶级斗争的问题”[12]，基于这种认识，托洛茨基提出自己的任务，就是研究“怎样保持和巩固已经取得的政权，怎样以社会主义的经济内容充实无产阶级的国家形式。”[13]其主要方案就是加快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这是脱离当时苏联实际的，也背离了新经济政策的精神。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与新经济政策思想的关系，很值得研究。有的学者正是根据他相信世界革命就否定他的新经济政策思想，这种看法过于绝对。因篇幅所限，这里不能展开论述，仅指出如下观点：自1921年后，托洛茨基对世界革命形势的判断比党内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等人要冷静、现实一些，对苏联将长期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是有预料的。虽然他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取决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但他并不反对苏联单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抱有信心。他并不是认为欧洲革命延缓必将造成苏联社会主义失败，新经济政策注定要走向资本主义。后来他也不是因为坚持“世界革命”论而去否定新经济政策，他所以大批布哈林、斯大林的政策，认为新经济政策在朝资本主义演变，主要是由于对国内经济状况判断偏颇，对农民、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正确，而不是认定由于世界革命没到来引起了苏联蜕变。托洛茨基的多处讲话、文章说明这一点。他常常用传统社会主义眼光来剪裁现实。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他认为，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工人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与农民的冲突。个体农民的发展必然会分化出资产阶级，所以要加快集体化的步伐。这种认识与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经济政策的精神是迥然不同的，这又会影响他对新经济政策的看法。
    二、新经济政策与计划经济
    托洛茨基在强调用市场原则处理工农关系，甚至国营企业的生产也要面向市场的同时，又强调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要加强国家计划。他认为，随着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对计划性的要求不是降低，而是更高、更迫切了。正因为人们的经济活动转向了市场条件下，政府就更有必要通过计划控制市场，并不断增强自身的控制能力。如果整个国家没有统一的计划，就不可能使生产合理化，不可能使各种经济成分之间保持比例平衡。托洛茨基说的计划主要是宏观的、整体性的国家发展规划、目标和方向，不同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计划。他的计划思想强调的是，仅靠新经济政策不能保证经济发展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市场关系的发展有可能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所以，他要用计划去约束市场。
    转入新经济政策不久，托洛茨基就批评党内别的领导过分相信市场的作用，迁就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的自由贸易要求，忽视计划的调节作用。他要求明确地确定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权限，使它成为一个具有充分资格的权威性计划机构，有权审定生产能力、人力和原材料储存，从而提前几年确定生产指标和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必不可少的比例平衡。托洛茨基从战时共产主义失败的教训中，也认识到在当时的苏联不具备实行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典型的计划经济的生产力条件，但他又认为确定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在先进的国有化工业里实行计划并不为时过早。他说，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缺乏计划，让各企业自行其是，会妨碍经济效率，破坏比例平衡。
    在1923年5月俄共（布）十二大上，托洛茨基论述了新经济政策与国家经济计划的关系。其一，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中，计划问题实质上就是经济领导问题。计划并不一定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那种强硬的行政管理，它首先是一种调度，是预见、协调、指导、管理，是从较稳定的经济要素出发，使要素之间彼此协调并使之与市场的自发力量协调起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灵活的，不是硬性的，但协调是永远需要的。其二，社会主义计划不能以理论的或官僚主义的方式来武断地制定，不能包罗万象。除国家计划委员会外，共和国的任何一个最高机构不得解决全国性的经济问题。但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不能有长官意志和命令主义，并要赋予各经济区必要的自主权。其三，计划经济有三大基础，一是军队，二是交通，三是为交通、军队或国有工业其他领域服务的重工业。这是三条大鲸鱼，不能把它们放在市场关系中。托洛茨基还说，在执行经济计划中有两种危险，一种是在一些在经济上不具备实行计划条件的部门实行计划，另一种是当条件成熟时不能及时使用计划方法。
    托洛茨基试图说明计划与新经济政策并不矛盾，既不能因为坚持新经济政策而放弃计划，也不能因为坚持计划而放弃新经济政策。他说：“我们推行新经济政策，目的在于从它自己的阵地上，而且主要用它自己的办法来击败它。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有效地运用市场经济法则……并通过国有工业在这些法则起作用时进行干预和系统地扩大计划经济的范围。我们最终就能将计划经济扩大到整个市场，从而融化并取消市场。”[14]这是说，在新经济政策的舞台上，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力量的增强和私有制经济的被改造，计划的范围将越来越广，最终取代市场关系和各种非公有制经济，而不是突然宣布中止新经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