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经济政策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新经济政策是从农村开始的,在1924-1925年农村政策进一步放宽。20年代中期前后,以斯大林、布哈林为代表的俄共(布)中央多数坚持和发展列宁关于大力振兴个体农业、通过合作社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但托洛茨基却认为,中央执行的政策有明显的富农倾向,造成了资本主义力量在农村绝对地和相对地增长,是错误的政治路线。其一,政策缺乏阶级观点,名义上是支持和帮助中农,实际上却是粉饰富农、鼓励富农发展,对富农让步太多。富农在生产中处在有利地位,把持着合作社的领导权,享受着优厚的待遇。富农负担的税负比贫农和中农还要低。贫农和中农的利益受到忽视,他们在生产中处于不利地位,越来越多的人受富农剥削。农村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引起人们的不满。其二,农村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联合反对派1927年向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提纲指出:“近年来农村在分化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了,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提纲认为在1922年,可以说农村是中农化的农村,但从此后,不断出现两极分化。据他们分析,在1924-1925年,农村富农占15%-25%,贫农占25%-40%,中农占40%-50%,并且富农支配着大量的生产资料和土地,剥削别人。[24]其三,阶级斗争不断尖锐化。农村中的富农、资产阶级力量强大以后,与城市中的资产阶级合伙向党和国家政权施加压力,产生了政治上的自觉意识。而党的领导认识不到这种危险性,怂恿他们,不是进行限制、打击,却提出“和平长入”,掩盖阶级斗争。托洛茨基的以上说法是明显夸大事实,不符合实际。如果按照他的意见,在农村反对所谓“富农”,掀起阶级斗争,就很难在农业中贯彻执行新经济政策,必然会侵害广大农民的利益。 托洛茨基的上述认识与他对农民和工农联盟问题的看法有密切关系。他不把多数农民看做是劳动者,而是突出强调农民有贫农、中农和富农的区别;不讲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可以依靠的力量,而说农民小生产者不断产生出资本主义;虽不反对工农联盟,但却说工农联盟是工人阶级与贫农在同富农作斗争基础上的联盟。他始终认为,农民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发展,定会朝两极分化,而不是中农化。1927年9月他在《反对派政纲》中指出:“二千五百万小农户是俄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根源。逐渐从这一大批人中出现的富农阶层,正在重演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下埋藏一个大地雷。”[25]这说明他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仍未改变对农民的认识,仍把农民经济看做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根源。 托洛茨基提出的农村政策,一是在政治路线上强调阶级政策和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联合贫农和中农,对富农进行斗争。二是在经济上强调搞大规模集体化,使小生产尽快过渡到大生产,走社会主义道路。他将能否完成这一任务看做是决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大问题,指出:“或者无产阶级国家依靠高度发展的和电气化的工业,克服千百万小农户和极小农户在技术上的落后,根据大生产和集体化的原则把他们组织起来;或者资本主义在农村中巩固之后,动摇城市中社会主义的基础。”[26]他所设计的农业发展道路还是公共的大农庄,由工业化、电气化提供先进的技术和机器装备,进行集体劳动。他一向认为社会主义的惟一物质基础就是机器大工业,农业也只有建立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才算是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托洛茨基并不反对在农村搞合作化,但他认为合作化只是走向集体农庄的过渡阶段,不是根本出路和长远政策,并且指责当时的合作社中存在很多问题。1927年他指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是在采用机器的大规模集体经营的基础上改造农业。只有日益增长的农业机械化过程才能给社会主义生产合作化(集体化)创造日益广泛的基础。如果没有生产方式本身的技术革命,如果没有农业机器,……就不可能在真正的农业集体化方面展开顺利的和广泛的工作。”[27]他希望商业职能的合作社尽早引起生产本身的合作化,并走向生产的集体化。在1925年《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一书中,托洛茨基指出:“从分散的农民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耕作制,只有通过在技术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采取一系列循序渐进的步骤才有可能。”[28]他那时考虑到,工业的发展一时还不能为农业集体化提供相应的物质条件。此后,随着对农村情况的估计越来越悲观,他要求加速集体化的步伐。到1927年底,托洛茨基提出:“必须以更迅速地发展集体经济来对抗农村中日益增长的私营农场。”他还说:“在大规模公共生产基础上改造千百万最小的贫苦农户的基本道路正在于他们的集体化。”[29] 应该指出,托洛茨基并不主张不顾一切客观条件搞集体化,不主张用暴力剥夺、镇压富农。斯大林全面推行集体化后,托洛茨基指责他的做法“骇人听闻”,是犯罪。他认为集体化应是一个渐进过程,应让农民自愿接受集体经营方式。没有现代技术就不能把小农经济变成有生命力的集体农庄,集体化不能超越它所必须的技术手段。否则,集体农庄在经济关系上就不能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的生产力不会超过个体农民经济,不会给农民带来好处,甚至有引起人民反抗,导致瓦解的可能。 原文参考文献: [1][2]托洛茨基自传〔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404,406. [3][5][9][10][11][12][13][15][16][17][19][22][23][24][25][26][27][28][29]托洛茨基言论〔M〕。北京:三联书店,1979.812-813,677,374,637-638,772,868,670,476,476,488,641,832,898,841-842,772,831,852,635,855. [4][7]〔匈〕格·萨穆利。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初模式〔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120-121,122-123. [6]〔英〕莫舍·卢因。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84. [8][14]〔波〕伊萨克·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09,110. [18]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第9辑。247. [20]〔美〕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5.313-314. [21]陈之骅。苏联史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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