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在新经济政策中国家计划应当如何与市场关系共处呢？托洛茨基指出，农民经济是不受计划控制的，它受市场的自发调节，国家还没有能力把它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但是，我们能够通过对市场情况的确切了解和正确预测协调国营工业和农业的关系，这就要将计划经济推行到国家经济所有部门中去。“在国营工业争取控制市场的斗争中，计划经济是我们的主要武器。没有它，国有化本身就会成为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障碍，而私人资本将不可避免地破坏社会主义的基础。”[15]他还说，工业的发展要适应农业和农民市场，“但是这种适应有其基本目的，那就是提高、巩固和发展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基石和社会主义基础的国营工业。”“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关心的主要目标必须是发展国营（社会主义）工业。”[16]他还说：“结合的途径是通过对工业进行正确的调整，对它进行有计划的领导。其他途径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17]可见，托洛茨基推行计划经济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发展工业，搞工农结合也是为了让农业服从工业。托洛茨基关于实行计划经济的范围前后表述不一，有时说指国营企业，有时说公有经济，有时也说一切部门。他的这一思想从理论上说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从实践上看主要是为了避免私有经济滋长资本主义。自1923年秋后，他反对斯大林、布哈林政策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他们对经济缺乏计划领导，放纵资本主义因素。实际上，托洛茨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如布哈林客观些，但他认识到，计划和市场各有自己的活动范围，加强计划也不是回到战时共产主义，这是有合理性的。当然，那时他不可能对这个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
    三、新经济政策与加速国家工业化
    加速发展大工业，实现国家工业化，是托洛茨基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他要求工业的发展应快于农业，而不是以农业为基础。他强调国家经济计划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实现高速工业化的目标服务的。托洛茨基这方面的思想反映了他对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工农关系的看法。我们历来说托洛茨基主张“超工业化”，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主要办法是用“原始积累”的方式去剥削农民，筹集资金。这种看法值得认真研究。
    新经济政策实施刚一年，鉴于农业的恢复比工业快，工业仍处在停滞落后状态，托洛茨基就提出要对经济政策进行修改，加快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步伐。他要求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抓紧恢复和发展那些对国民经济起根本作用的企业，关闭那些不能迅速促进国民经济复苏的企业。在1923年党的十二大上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中，托洛茨基突出强调的问题就是经济计划和加快工业发展问题。在1923年底《新方针》中，托洛茨基提出了“工业专政”的思想。1925-1926年工业已基本恢复到了战前水平，但仍较落后。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等人组成联合反对派，批评党中央执行错误的政治路线，没有执行十四大关于加快工业化的方针政策，对富农、耐普曼无原则让步造成工业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在城乡活跃了起来。他认为这是国家经济形势困难的最主要的原因，乃至有产生革命蜕化变质的危险。因此，托洛茨基等反对派提出了以加速工业化为中心内容的政纲。1926年7月托洛茨基等人提出的《十三人声明》指出：“只有当工业的发展速度不是落后于整个经济运动，而是带动其他的经济部门，并不断地使国家的技术水平更加接近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发展才有保障。一切都必须服从这个无论对无产阶级还是对农民来说都是至关紧要的目标。”[18]
    托洛茨基认为加快发展大工业具有如下几方面的意义。其一，只有工业快速发展，才能向农民提供充足的工业品，吸引农民向国家多交粮食，并且以先进技术装备和改造农业，避免农村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因素滋长。他认为，如果工业落后于农业，私人资本必将会在农业剩余产品的基础上大为膨胀。那样，商业资本就会与手工业者及富农串通一气，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就会被私人资本碰得头破血流。为了保证社会主义胜利，他要求加快工业的发展速度，尽早改变农业的小生产基础，使之转到工业化、电气化基础上来。其二，只有快速发展工业，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先进水平，才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挥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并捍卫国家独立。托洛茨基指出，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归根到底是那种为人类社会提供更高经济水平的制度。历史的争讼不是立刻，不是一下子，而是要靠劳动生产率的系数来解决的。全部问题现在就在于，我国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对比在今后几年内将朝什么方向和以什么样的速度发生变化。”[19]其三，只有大工业发展上去，才能壮大社会主义政权的阶级基础。托洛茨基特别强调全力进行工业化建设的政治意义，他说：“只有发展工业才能为无产阶级专政创造出不可动摇的基础。”[20]而如果工业发展过慢，则意味着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下降、阶级性衰退，这就将削弱社会主义政权的政治基础。归根到底，在托洛茨基看来，只有工业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工业的发展速度快慢才是决定社会主义命运的因素。
    关于工业发展的速度，是经济恢复时期联共（布）党内激烈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托洛茨基也的确主张加快发展速度，但他提出的加速还是有实际可能的，不是我们平常想象的“超工业化”那种速度。例如，在1926年4月讨论经济状况和党的经济政策的中央全会上，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五年计划的雏形，拟定1926-1927年度发展速度为12.3%，1928-1929年度为15.5%，1929-1930年度为14.7%。托洛茨基在会上作了发言，指责这个计划对加速工业化的可能性仍然估计不足。他以为把苏维埃政权所拥有的优势加起来，起码可以使工业的增长比革命前的俄国快一两倍，也就是说，产量每年大约增加18%-20%。他的这种观点当时被称为“超工业化”，遭到了斯大林等人的批判。可时过不久，在“左”的思想指导下，1929年通过的“一五”计划采纳了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最佳方案”，规定五年内工业增长率分别为：21.4%、21.5%、22.1%、23.8%、25.2%。[21]这比托洛茨基提出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不少。到了1930年联共（布）十六大上，斯大林提出了更高的发展速度，并批判托洛茨基的速度是投降主义。
    发展工业需要资金。资金从哪里来？我们历来说托洛茨基是想用“原始积累”的办法--“剥夺农民”去解决资金问题。这种说法不一定正确。在1923-1924年间，托洛茨基提出，为了积累工业资金，必须对富农、耐普曼课以重税，但他没有提出要加重全体农民的税收负担。他主张国营经济要与农民经济相结合，维护工农联盟。他还主张降低工业品价格，实现工业合理化生产，不能牺牲农民利益。国际托洛茨基研究专家多伊彻还说，“剪刀差”这个术语就是托洛茨基发明的，他反对扩大“剪刀差”。在这前后，在党内公开论述、宣传“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主张用剥削农民和其他私有者的办法筹备工业化资金的人，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托洛茨基虽也认为，工业化所需的部分资金要来源于农业，但他不同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这种压低所有农民消费的办法，不同意他使用“剥削”、“殖民地”等字眼。托洛茨基主张对富农、耐普曼征收高税，而对贫雇农则要降税、免税。托洛茨基关于工业化资金来源的思想强调要有明确的阶级政策，“为了使大工业在事实上成为主导因素，需要有一个能够加强无产阶级经济和政治阵地的明确的阶级政策。……关于‘主导因素’的问题是无产阶级和贫农与中农结成联盟向富农、耐普曼和官僚主义者进行阶级斗争的中心问题。”[22]1927年他向中央提出的反对派政纲指出，“资金的基本源泉就是用正确利用预算、信贷和价格的办法再分配国民收入。资金的补充源泉应当是正确利用同世界经济的联系。”[23]纲领并没有提出剥夺农民的办法。
    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之一，便是要与农民群众一起、在工农结合的基础上去发展国家工业。托洛茨基也讲工农结合，但他说的工农结合有其特点：其一，不是与全体农民的结合，只是与贫雇农的结合，为了这种结合必须反对富农。其二，是把工业放在绝对优先地位前提下的结合，农业服从于工业的结合。他要求最大限度地从农业中抽取资金，去发展工业。其三，忽视商业、市场关系在结合中的作用，强调计划命令的力量。这就不符合新经济政策精神了。斯大林后来实行的就是这种“结合”，并将其推向了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