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均衡外交有其重点，这就是注重维持与美国的关系。为了寻求美国的支持和保护，新加坡有时不顾事实，奉承美国，这主要表现为：其一，支持美国侵越战争，美化美国的侵略行为。60年代，美国发动对越南的侵略战争引起了全世界各国人民以及爱好和平国家的抗议与谴责。对此，李光耀却为其辩护，声称当时美国总统约翰逊是“深受全世界报界误解和歪曲的人”（注：亚历克斯·乔西：《李光耀》， 第334页。）。李光耀的立场理所当然得到美国的称赞。其二，李光耀把战后殖民地人民经过艰苦的民族斗争所获得的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都归于‘美国的压力’”（注：陈岳、陈翠华编著：《李光耀--新加坡的奠基人》，第183页。）。其三，美化美国外交政策， 把战后世界和平得以维持的原因主要归功于美国。1985年10月，李光耀在访美发表的演说中声称：“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自1941年12月8 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美国向德、意、日宣战）以来的几十年里，美国所制订的决策，决定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并且确立了当代世界的形态。如果说战后世界能保持相当程度的和平，人类能享有空前程度的进步，大部分应归功于美国的领导。”他还说：“美国所鼓励的是一个不分大小强弱，对所有国家的主权和尊严都予以尊重的世界。”（注：陈岳、陈翠华编著：《李光耀--新加坡的奠基人》，第182页。）毫无疑问， 李光耀与新加坡的上述立场和观点是错误的。
    对华关系方面，自独立以来，新加坡对华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65年至1974年，这一阶段新加坡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是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经济上新加坡积极发展对华贸易，1965年8月10日， 即新加坡独立的次日，总理李光耀就宣布：新加坡“希望同世界各国贸易，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注：《人民日报》1965年8月11日。 ）。与东南亚其他国家同中国贸易相比较，新中贸易表现出连续稳定、数额最大的特点。新加坡积极发展对华贸易，其主要原因是：新加坡谋取生存的重要途径是充分利用一切条件发展经济；新加坡居民以华人华侨为主体，受血缘情感与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在推动对华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对外贸易的政策，有利于新中贸易。政治方面，新加坡政府一方面承认新中国，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不同中国进行政治接触，更谈不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第二阶段，1975年3月至1990年10 月两国建交前夕。这一时期，新加坡对华政策在政治上发展对华实质性关系，但不急于与我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975年3月， 新加坡外长拉贾拉南应邀访华，这是两国正式的政治接触的起点。新中关系从此进入进一步的发展阶段。第三阶段，1990年10月两国建交以后。这一时期，新加坡对华政策是与中国正式建交，全面拓宽、深化对华关系。
    三、新加坡的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对其“生存政策”的影响
    新加坡外交（注：许通美：《探究世界秩序--一位务实的理想主义者的观点》，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兼学者许通美指出：“新加坡刚独立时的外交政策是一种求生存的外交政策。”剖析新加坡“生存政策”的内涵，可以发现，其“生存政策”中的几个基本问题的顺利解决主要取决于新加坡的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这主要是：其一，多元种族、多元文化与宗教的新加坡社会各部分关系的和谐是新加坡社会稳定的基础；其二，包括水在内的生活资源的正常供应是新加坡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条件；其三，国家独立与安全的维持；其四，经济建设所必需的资金、技术、市场和资源。这些问题不能解决，新加坡的“生存政策”就不能取得成功。而解决这些问题在更大的程度上应归功于其外交政策及由此开展的对外关系。
    新加坡独立时，其与邻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关系矛盾较大，甚至对抗。马来邻国可以通过三条途径威胁新加坡的生存和安全：一是武力直接侵略；二是断绝对新加坡的水等生活资源的供应；三是在新加坡内制造种族矛盾、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支持新加坡境内的分裂活动。对第一种情况新加坡根本无力自卫，而第二、第三种情况的出现会使新加坡不攻自乱。这种威胁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现实存在的。1965年8月9日即新加坡独立的当天，马来西亚领导人拉赫曼就毫不掩饰地说：“如果新加坡的外交政策损害马来西亚的利益，我们可以切断柔佛水供应。”（注：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第530页。）他还警告， “新加坡必须选择他的朋友”（注：亚历克斯·乔西：《李光耀》，第266页。）。同时，极端反共反华的印尼、马来西亚认为新加坡是“第三中国”，威胁了它们的安全。针对这种情况，新加坡独立后立即宣布实行和平、中立、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和睦邻友好政策。
    新加坡政府一方面告诫全体国民，“我们当前的急务是照顾全体各族人民，而且向世人清楚表明我们不为任何外来的势力服务，这一点是顶重要的。为了求得生存，必须采用这样的路线。假如被外来势力所利用，而危害邻邦，那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也没有办法生存”（注：新加坡《联合早报》编：《李光耀40年政论选》，第134页。）； 另一方面，新加坡政府多次向马来西亚公开保证：新加坡“不会做任何损害马来西亚利益的事情”（注：亚历克斯·乔西：《李光耀》，第268页。 ）。对印尼，1966年1月，李光耀在访问印尼时， 他在印尼举行的国宴上说：“新加坡不允许在其管辖领土范围内从事任何损害印度尼西亚安全的事情。”（注：亚历克斯·乔西：《李光耀》，第140页。）
    新加坡正确、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基本解决了上述问题，并开展了良好的对外关系。 新加坡十分注重迅速改善和发展与邻国的关系。 1971年，英国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撤军后，新加坡立即同英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同缔结《五国联防条约》，在联合防务名义下，新加坡立即赢得了一环重要的安全保障。新加坡除通过区域合作，融入东盟集团内部外，还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保持了友好关系，“被视为国际社会的好公民”（注：许通美：《探究世界秩序--一位务实的理想主义者的观点》，第182页。）。
    新加坡这种外交政策及由此而开创的良好的对外关系和国际环境使“新加坡在世界上拥有其他微型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影响力，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注：许通美：《探究世界秩序--一位务实的理想主义者的观点》，第186页。 ）。它为新加坡“生存政策”的成功实施产生了巨大积极效应，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首先，政治方面，防止了邻国对新加坡内部事务的干涉，保证了水等生活资源的供应，消除了邻国对新加坡的猜疑，有利于促进新加坡国内各种族的团结与融合，促进了国内社会稳定，保证了新加坡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其次，安全方面，维护了新加坡的独立与安全。通过与邻国改善关系，邻国放弃了威胁新加坡安全的政策和意图；通过东盟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制订了国家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为新加坡提供了重要安全基础；通过《五国联防条约》，新加坡寻得了有力的具体的安全保证；通过发展与各国特别是大国关系，支持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新加坡得到了强有力的安全后盾。
    再次，经济方面，加强了新加坡对外经济联系与合作，为新加坡经济发展取得了充足的资金、市场、技术和资源，促进了新加坡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李光耀指出：“没有稳定和安全，我们就不能有经济成长、投资和贸易。”（注：陈岳、陈翠华编著：《李光耀--新加坡的奠基人》，第183页。）他还说， 新加坡的“政策是从世界其他各地将专门技术和工业技术引进新加坡，以提高工业化的速度”（注：亚历克斯·乔西：《李光耀》，第182页。）。 新加坡的外交政策与良好的对外关系，既有力地保证了新加坡的稳定和安全，又加强了对外经济联系与合作，使新加坡发展经济，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所需要的各种因素得到满足：其一，获得了大量的国际投资。外国在新加坡的直接投资1963年为500万美元，1983年为119亿美元，1989年为241亿美元，90 年代初约为300亿美元，人均接受直接投资为1万美元，1995年上半年，新加坡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近14,000个（注：郑维川：《新加坡治国之道》， 第55页。）。外国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金融和服务业等新兴产业部门。其二，开辟了国际市场，扩大了对外贸易。1965年新加坡对外贸易总额为75.54亿新元，1975年上升到320.28亿新元，1990年达2050.11亿新元，1992年为2521.76 亿新元（注：余仁编：《世界经济与亚洲“四小龙”》，广州旅游出版社1993年版，第758页。）， 贸易增长速度很快。其三，引进了大量先进技术。在谈到亚洲“四小龙”工业化时，李光耀明确指出：“韩国的工业化，主要是靠财阀企业家，台湾靠的是中、小型公司，香港主要是小公司……我国则是通过跨国公司，利用高科技和高水平管理来进行工业化。跨国公司是我国的企业火车头。”（注：新加坡《联合早报》编：《李光耀40年政论选》，第249页。）总之， 由于良好的对外关系，新加坡能够从世界各地引进发展经济所必须的技术和资金，开辟了国际市场，推动了新加坡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促进了新加坡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保证了新加坡的生存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