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森喜朗在去年4月24日国会答辩中就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性质问题称：“日本是否进行了那场侵略战争，应由大家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加以判断”。（注：《光明日报》2000年4月27日。）5月15日在神道政治联盟国会议员恳谈会上森喜朗又公然声称：“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道国家，这一点应该让日本国民知道。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我们30年来一直推广这一活动”。（注：《光明日报》2000年5月17日。）在这前后不到20天的时间里，当时的新任首相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连续两次发表令国内外震惊的言论，确实不能不令人深思。森喜朗的两次讲话都与其历史观紧密相关，或者说是其历史观的真实表露。前者意在模糊日本侵华战争的性质，进而达到否定侵华战争的目的；后者则欲向日本国民灌输“皇国史观”，否认日本曾是个侵略国家。有森喜朗这样历史观的日本首相，在战后日本历史上并非是绝无仅有的，中日建交以前自不待言，即使是中日建交以后，也仍大有人在。以下仅举几例为证：
    被认为曾在中日建交问题上做出重大贡献的田中角荣，在建交谈判过程中从未承认过日本侵华战争是侵略战争，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那场战争给中国人民“添了麻烦”。再看田中对日本天皇和天皇制的态度：“我虽然被称为庶民政治家，而我本身却十分尊敬皇室贵族……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民族之所以能够排除千难万苦，其根基就包含着统一民族、团结之核心的天皇家族和世袭的天皇制度……二次大战结束后，天皇陛下为安慰和鼓励在战争中受到创伤和疲惫不堪的人，走遍了全国各地”。（注：[日]早坂茂三：《田中角荣秘闻》中译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165-166页。）对天皇和天皇制度赞扬、推崇至极。而田中所赞扬的“天皇陛下”恰恰就是二战中给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罪魁祸首，只是由于美国出于一己之私、利用天皇进行占领统治而使田中的“天皇陛下”成为漏网的头号战犯而已。
    “支持并赞同日中两国建立牢固的友好关系”的铃木善幸，在其刚任首相不久的1980年8月15日即参拜靖国神社，为战争罪犯扬幡招魂。在1982年第三次参拜靖国神社时竟然在签名簿上公然写下“内阁总理大臣”的职衔。他在任首相期间还主持内阁正式决定将“八·一五”作为“追悼战死者、祈祷和平日”。必须指出：铃木的“祈祷和平”只不过是“追悼战死者”的装饰，而追悼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战死的日本人才是真正目的。尽管这些人有的本身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但是前提却是这些人都是参加了侵略战争、充当了屠杀中国人民乃至亚洲人民的刽子手而战死在异国他乡的。铃木却在悼词中把他们说成是为了日本“祖国的安泰”和“亲人的未来”而在“战火中倒了下去”。（注：《解放军报》1982年8月17日。）这不是模糊战争性质、否定侵略战争又是什么？
    “曾多次访问中国，强调发展中日两国友好”的中曾根康弘，不仅本人就是侵略战争的忠实效命者，任过日本海军军官，训练囚犯为天皇报恩，而且在50年代还主张修改和平宪法和重整军备，并以旧军人头目来往密切，主持训练法西斯分子。在他就任首相期间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对，非但仍然参拜了靖国神社，而且还开了战后40年来日本第一位现职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先河。他非但不承认日本的对外战争是侵略战争，而且甚至连日本战败都羞于承认。他说：“天皇陛下担忧我们民族的危亡，果断地作出结束战争的英明决断。结果，以维护国体为条件，同意我军无条件投降，接受‘波茨坦宣言’，从而终止了战争”。他还说：“想想大东亚战争的情形，天皇制能维持下来也真不简单”。（注：[日]斋藤荣三郎：《中曾根首相的思想与行动》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31,108页。）对天皇和天皇制讴歌备至。
    “主张强化发展与中国的善邻友好关系”的竹下登，也曾是战争时期的日本陆军军官，也是不承认侵略战争的首相。1989年8月14日，他在日本国会上回答在野党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责任和性质时说，上次世界大战的宣战布告是在国务大臣的辅弼下发布的，是不是侵略战争应该由后世的历史学家来於价。同年2月18日，竹下在国会答辩时再次为过去的侵略战争辩护声称：“有关侵略战争的学说很多，依哪一个为基准，联合国也未作出定论，因此难以断定”。（注：《中国外交概览》（198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44页。）
    其实，有这种历史观的并非只限于日本首相，在日本政府的大臣与阁僚中也是大有人在的。长期以来连续不断发生的日本政府要员公开发表否定侵略战争言论的事件，即是他们皇国史观的具体体现。这种皇国史观不仅影响了日本国民对侵略战争性质的正确认识，误导日本国民对日本国内否定侵略战争的言行视而不见、漠不关心，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极大地助长了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獗程度。以去年1月23日日本右翼团体在大阪举行否定南京大屠杀的集会为证：事前中国方面曾通过外交渠道多次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希望日本政府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阻止事态的发展，但日本政府一方面以“言论自由”相搪塞，默认右翼团体的行动；另一方面为应付来自中国方面的抗议，又假惺惺地表示“日本政府对发动侵略战争表示反省的立场没有改变”，而对日军在侵略战争中所犯下的具体罪行--南京大屠杀则采取回避、模糊的态度：日本外相河野洋平就在日本右翼举行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当天，回答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围绕所谓‘南京事件’这一事实，存在各种说法。但我们认为，日军进入南京后，杀害非战斗人员和掠夺等行为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注：《长春晚报》2000年1月24日。）日本官房长官青木干雄1月27日的表态基本与之相同。我们必须指出：日本政府的上述表态，骨子里就是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这不仅体现在仍顽固坚持战前日本政府将南京大屠杀称为“南京事件”的立场，而且其所承认的“事实”也只不过是日军在南京有“杀害非战斗人员和掠夺行为”。而“杀害非战斗人员和掠夺行为”又是战争中经常发生的一般事件，不仅日军在其它占领区有之，原欧美殖民国家在侵略世界各地时这种“行为”也是经常发生的。这是地地道道的日本右翼“欧美等国同罪史观”的翻版。其实，不仅日本官员明明知道“杀害非战斗人员和掠夺行为”与南京大屠杀的严格区别，就是日本民间人士也能对两者进行区分。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日本教授伊原五郎说：“大规模杀戮在中国称为大屠杀，我认为，‘大屠杀’这个词比馆内的任何资料都更生动地表现了日本人不把中国人当人，完全像对猪、牛一样杀戮的恶魔行径”。（注：[日]本泽二郎：《中国的大警告》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284-285页。）由此可以看出，日本首相、政府在历史观上与日本右翼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不过是前者限于外交和国家利益之厉害关系不敢和不能像后者那样公开跳出来否定南京大屠杀而已。也正因为如此，日本政府才无意制止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杀的集会，使其如期得以举行。
    最后，我们再回到森喜朗的话题。对于森喜朗事件（笔者姑妄称之）我们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一、自中日建交以来直至现在，尽管不断有日本阁僚、甚至首相否定侵略战争，但还没有像森喜朗这样明确地、公开地鼓吹皇国史观的现任首相，森喜朗首开现任首相公开鼓吹皇国史观之先河；二、否定侵略战争、鼓吹皇国史观的日本阁僚大都因此而丢官，但森喜朗却安然无恙。尽管他的支持率在下降，日本在野的民主、共产、自由和社民四党也于5月31日向日本议会上院提出了弹劾森喜朗的议案，但却遭到否决；三、森喜朗仍拒绝收回“神之国”讲话。5月17日下午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道歉”，只是“如果说（这种说法）引起了误解，那么我表示道歉”，而在当天上午他对记者们则说：“我并不是要取消我的言论”。（注：《参考消息》2000年5月18日。）
    以上三点无一不在说明：在日本国内批评和反对否定侵略战争及皇国史观的正义呼声越来越小，主张正义的势力越来越弱。尤其日本官方正在竭力推行举国上下的政治右倾化。如此发展下去，重走侵略战争的老路，重蹈侵略战争的覆辙就决非是耸人听闻的空话。因此，作为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者，我们必须在坚持中日友好的大前提下，时刻警惕日本政府与右翼势力的动向，毫不妥协地批驳否定侵略战争的言论和皇国史观的思想。同时，我们针对日本对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认识的批驳和批判，应该持之以恒，而不应该被动地等到其公开发表出来才进行反击；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加强和加大同日本的民间交流、沟通和理解，使日本民众真正认识历史真相，牢记历史教训，了解“和则两利，战则两伤”的道理，从而抵制日本政府和右翼歪曲历史事实的言行。只有这样，中日友好才有保证，中日友好才不会被日本政府利用于蒙骗两国人民的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