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被公认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一部经典之作。在这部著作中，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与后果提出了一种开创性的解释。这种解释并没有给出一种完美的结论，而是提出了引发后来者思考与探索的问题。对于150年后的中国读者来说，托克维尔的解释不仅具有思想史和学术史的价值，而且它对我们关于法国大革命乃至各种革命的“常识”构成一种挑战，因此值得我们重视。本文仅仅讨论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起因的解释。
    一
    20世纪初法国文学史家居斯塔夫·朗松就指出，托克维尔对大革命的解释是对当时保守派与民主派的大革命史观的反拨。[1]（P20）
    保守派诅咒法国大革命，把法国大革命视为魔鬼在世间显灵。德·梅斯特尔说：“法国革命具有恶魔的特点。”伯克说：“法兰西岂止丧失了旧政府，简直丧失了一切政府。”民主派则在大革命身上发现了上帝的福音：它不仅要更新法兰西的面貌，而且要使世界焕然一新。例如，米什莱在他的《法国革命史》（1847年）的导言中对大革命的解释就是：“什么是大革命？这是公正的反抗，永恒正义的为时已晚的来临。”[2]（P1）托克维尔注意到，保守派和民主派立场截然对立，但是二者在评价法国大革命时的思维逻辑却是相似的，即法国大革命在事实上是历史的断裂，在价值上是善恶的颠倒。
    针对这两种二元对立的神话式解释，托克维尔明确指出：“它（大革命）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也同样会坍塌……只是它将一块一块地塌落，不会在一瞬间崩溃。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业绩。”[1]（P60）这段话可以说是表达了托克维尔解释的核心思想：大革命乃是旧制度下社会演进的结果。
    当然，托克维尔对保守派解释和民主派解释的态度有所不同。他明确地引用保守派的言论作为批驳的靶子，但是他用大革命的“创新程度比人们普遍认为的却少得多”[1]（P60）来安抚保守派。他在价值判断上更接近民主派，肯定大革命的民主成果：平等、民主等信条“不仅是法国革命的原因，而且……是大革命最基本的功绩，论时间，则是大革命最经久最实在的功绩”。[1]（P46）但是，他用从大革命中产生出更专制的“民主专制制度”[1]（P197）来消解民主派的神话：“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但是我敢说，在此类社会中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1]（P36）
    托克维尔的大革命史观是有所秉承的。那就是梯也尔、基佐等为代表的奥尔良派自由主义史学传统。首先是既捍卫又批评大革命的自由主义立场。基佐的父亲死于大革命的断头台。但是，基佐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可怕但合法的战斗，它是权利与特权之间的战斗，是法律与非法专横之间的战斗；唯有大革命自己才能提出节制革命的任务，也唯有大革命自己才能提出使革命纯洁化的任务。”换言之，“站在法国大革命一边”来批判检讨大革命。[3]（P6）托克维尔有着与基佐相似的身世：他的父母曾被捕入狱，幸亏热月政变，才死里逃生。但托克维尔早在《论美国的民主》（1835年）中就肯定了“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必然性，强调了在民主的基础上并通过民主的方式来保障自由。[4]（P4）其次是用阶级斗争来解释历史连续性和必然性的观念。梯也尔、基佐等人认为，法国大革命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基佐指出：“从社会和我国各阶级关系的角度看，被称为第三等级的那个阶级不断成长壮大。其他阶级起初被它所改变，而后被超越，最终则被融化吸收了。”[2]（P188）托克维尔也断然表示：“我谈的是阶级，唯有阶级才应占据历史。”[1]（P158）
    不过，托克维尔对于奥尔良派史学也有所偏离。他是第二帝国的反对者，但他不是用自己的研究来为任何一个党派服务。再者，在托克维尔看来，大革命的必然性并不简单地蕴含于某种新生社会力量（资产阶级）与旧制度的矛盾之中，仅仅用这种阶级斗争观念还不足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这场到处都在酝酿、到处产生威胁的革命，为什么在法国而不在其它国家爆发？”[1]（P61）如果说奥尔良派自由主义史学阐发了革命起因的某种根本性因素，那么托克维尔则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起因进行了一种更丰富、更具体的历史社会学分析，揭示了与民主派的革命神话迥然不同的历史画面。
    二
    “旧制度”是一个特定概念，指大革命前18世纪的法国社会。大革命起因于“旧制度”，但是无论在民主派眼中还是在奥尔良派自由主义史学家眼中，“旧制度”作为革命的反题，是被完全否定的。托克维尔从这里突破，从而对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
    在深入研究旧制度的权力结构之后，托克维尔指出：“如果认为旧制度是个奴役与依附的时代，这是十分错误的。”[1]（P156）他发现，旧制度乃是向今天人们所说的“现代性”过渡的转型阶段，是两种体制的复合体，一方面是日益衰落的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残余，另一方面是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制。正是这种社会转型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法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促成了大革命的爆发。这种因果联系恰恰与人们想象的那种“压迫愈重、反抗愈烈”的方式相反，而是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发生的。
    托克维尔通过比较研究，独具慧眼地发现了一个吊诡现象：“有件事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1]（P64）就欧洲而言，法国当时并不是封建权力压迫最深重的地区，相反，它却是封建权力压迫最轻的地方。这是因为法国早已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农民基本摆脱了领主的统治，而且已变为土地所有者。但是，正因为如此，农民对残存的封建权力就更难忍受。作为土地所有者，农民才会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感到痛苦和愤慨；贵族不再拥有统治领地的权力，贵族的特权乃至他们本身的存在也就愈加可疑。也就是说，不是贵族个人变得穷凶极恶，而是封建制度的瓦解引起社会心理的变化：“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仍旧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庞大的一种。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人们说得有道理：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1]（P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