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旁王朝任意侵犯民众的私有财产，对所欠私人借款拖延抵赖，在饥荒时期强行实施征集制、食品强制出售和最高限价等措施，对穷人实行严酷而不公平的司法措施等等。这些都是政府以滥用权力的方式实施改革，其结果，不但激化了矛盾，甚至对民众以同样的方式举行革命产生导向和推动的作用。
    大革命前夕（1787年），路易十六政府对司法部门、省级行政机构进行改革。这项改革“希图一举变革旧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积年沉疴”，但是改革打乱了原有的权力秩序，使得每一个公民仿佛觉得“国家政府突然间更换了所有官员，更新了所有准则……所有法国人感受到了一种微小的特殊波动。”在这种人心普遍浮动不安的情况下，“最后一击便使它（国家）整个动摇起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1]（P234）
    托克维尔总结说：“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1]（P210）
    四
    根据以上概述，我们不难看出，托克维尔在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中发现了一个历史吊诡现象，即“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1]（210）。在某些情况下，革命与经济发展、政治改革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正关联关系。托克维尔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盖然性命题。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起因的解释是围绕着阐释这种吊诡现象或者说围绕着论证这个命题而展开的。
    托克维尔的解释十分丰富精彩，其范围涉及了经济、政治、思想、宗教等方面，其中包含的政治观点、研究方法，不仅对于西方的法国革命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于后来其他超出史学研究领域之外的许多研究都具有启示意义。他的某些结论得到进一步阐释或修改。《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译本的序言（张芝联）和导言（J.P.迈耶）对此有所论述。
    需要指出的是，托克维尔对历史吊诡现象的揭示，即他所建立的研究命题，近几十年来在西方学术界格外受到重视。20世纪60-70年代是一个全球激荡的时期。动乱、革命与政治稳定成为西方学界的一个重要主题。一些现代化研究者发现，托克维尔命题具有很大的普适性。在许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在经济迅速发展时期，动乱、政变乃至革命发生的几率比较高，因为经济发展引起社会平衡被打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挫折感变得强烈等等。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总结有关研究成果后提出一个更普遍的命题：“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孳生着动乱。”[5]（P5）同一时期，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泰德·古尔更推而广之地提出“相对剥夺理论”来解释“人们为什么造反”。他认为，由价值期望与价值实现能力之间的落差所造成的相对剥夺感乃是人们造反的心理原因[6]（P13），等等。当然，对于他们的结论也有种种异议。但是，托克维尔命题及上述学者的研究毕竟给我们开辟了一条不同的思路。
    原文参考文献：
    [1]〔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法〕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论选[C].王养冲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3]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A].李世涛。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C].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4]〔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5]〔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6]Ted Gurr,Why men rebel,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